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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好文 | 新的定位,新的发掘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到《生态翻译学》

2023-05-10 14:56:2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08BYY007)的一部分;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译者行为研究”(J13WD16)的阶段性成果;亦获澳门理工学院科研项目“ 翻译学学派研究:‘生态翻译学派’ 透视”(RP/ESLT-06 /2009)课题资助。

作者简介:
胡庚申澳门城市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生态翻译学、国际交流语用学、英语语言文化。

刘爱华,澳门理工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生态翻译学、文学翻译批评、翻译教学。

作者电子邮箱:
胡庚申
hugengshen@cityu.edu.mo 或 
hugs@tsinghua.edu.cn

刘爱华 
liuaihua@ipm.edu.mo

摘 要
生态翻译学方兴未艾,稳步发展,但译界对《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学》)与其初期研究《翻译适应选择论》(《论》)之间的异同尚有“未分清”的现象,对《学》在《论》的基础上的更新和变化也有“未看到”的情形,而这种情况又往往容易引起不同程度的曲解或误读。本文从理论话语体系的立论与定位、哲学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译论取向、翻译定义、核心理念、研究内容、关键术语等多个视角,拟对《论》与《学》的异同进行比较和区分。通过对比辨析可以看出,《论》与《学》分属不同层面,因而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论》而言,《学》中已有诸多重要变化,既有新的定位和取向,更有新的发掘和超越,是以《论》为基础的译论新发展。

关键词
翻译适应选择论;生态翻译学;定位;区别

1. 引言

发端于中国的生态翻译学迄今已走过了15 年头,目前正在稳步发展。但一个时期以来,仍有一些人士或尚“未分清”10 年前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见2004 年胡庚申著《翻译适应选择论》,以下简称《论》)与当前的生态翻译学(见2013 年胡庚申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以下简称《学》)之间的不同;或尚“未看到”从《论》到《学》的更新与变化;或尚“未理清”《学》与《论》之间的区别,等等。而这些情况又往往容易导致对生态翻译学不同程度的曲解或误读。例如,且不说在某些对生态翻译学存有质疑或提出商榷批评的文章里,即便是在应用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文章里,乃至在认同和褒扬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文章里,也不乏对生态翻译学有这样的归纳和描述:

“生态翻译学是自中国本土衍生的一种翻译学理论 …… 它所借鉴的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原则,从‘适应’和‘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和方法等方面作出了新的阐释,论证并建构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童婧, 2013)

“生态翻译学是关于英汉翻译的一种新理论 …… 该理论采用生态学的视角,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提出了‘生态环境’、‘适应与选择’、‘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汰弱留强’、‘求存择优’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观点。”(葛爽婷, 陈友军, 2013)

“‘事后追惩’是生态翻译学中核心观点之一 …… 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它遵循‘适者生存’、‘汰弱留强’的生物进化法则。”(陈金莲, 2014)

类似的概括和表述很多,不一一列举。然而,但凡关心生态翻译学研究和发展的人士可能都会知道,所有这些,其实大都还是10年前《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的一些表述和说法,它们与当前开展的生态翻译学研究已有相当大的不同和差别(胡庚申, 2004, 2013)。

因此,为了进一步释疑解惑,也为了消除某些误读和曲解,特别是为了对生态翻译学有个较为完整的了解和准确的理解,本文拟从话语体系的立论与定位、哲学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译论取向、翻译定义、核心理念、研究内容、关键术语等多个视角,对《论》与《学》的异同进行比较和区分。此前,本文作者之一曾发表了“生态翻译学的‘异’和‘新’——不同翻译研究途径的比较研究并兼答相关疑问”(胡庚申, 2014: 104-111)一文,着重阐述了生态翻译学与国际上其他翻译研究途径的异同,即着重在与外部“他者”译论体系之间 (inter-system) 的比较和区别。本文将侧重于同一体系内部 (intra-system)《论》与《学》的异同的比较辨析。

2.话语体系的立论与定位

》:尝试利用人类行为的翻译活动与“求存择优”自然法则适用的关联性和通融性,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适应与选择行为,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方法等作出新的描述和解释,旨在构建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胡庚申, 2004: 1)。

》:生态翻译学立足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系统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旨在构建一种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的研究范式(胡庚申, 2013: xxiv)。

简析:从上述《论》与《学》两个体系的定义和定位来看,两者有着多方面的不同和区别。这些不同和区别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名称上看,顾名思义,《论》是翻译学的一种理论——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理论,它是一种系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学》则是翻译学的一种分支学科——生态翻译学,其最终取向是建立一种系统的生态翻译研究范式。

其次,从定位上看,《论》与《学》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论》定位在建构针对翻译本体基本元素的解释体系上,即具体的、系统的、关于翻译本体理论的研究;《学》则定位在建构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上,即整体的、系统的、生态视角的翻译范式研究。

第三,从功能上看,《论》是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作出的描述和解释;《学》则系统地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学》的要旨是力图更新人们对翻译行为的认知,是从生态视角综观和诠释翻译,从而发掘和揭示翻译活动的生态理性、生态思想和生态意义。显而易见,这些都是《论》所没有的和所不及的。

3.哲学基础

》: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胡庚,2004: 1)。

》:生态整体主义,东方生态智慧,“适应/选择”理论,这是生态翻译学的“三大”立论基础(胡庚申, 2013:80-87)。

简析:关于哲学基础,《论》、《学》两者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论》的哲学基础比较明确,不必赘言。且看《学》的三个立论基础。

首先,生态整体主义。其核心思想即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由于生态学是奠基于整体主义的科学,其研究方法强调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整体性。生态学的整体观又是当代生态理论的核心观念,而翻译涉及因素众多,且各因素之间相互关联作用,绝不孤立行事,因此整体观必定是翻译研究的首要原则。所以,不论把生态翻译学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还是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以生态学的整体观为方法论而进行整体性研究,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因而,对翻译生态系统的综合性论证与整合性研究,也正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其次,东方生态智慧。这里的“东方”,主要指中国,以华夏生态智慧为核心,因为中国有着可资借鉴的丰富的古代生态智慧。“中国文化在开端处的着眼点是生命”(牟宗三, 1997: 43)。“生命的体悟”可以视为华夏文化思想的主流,这其中自然含有对“生命”、“生存”或“生态”的体悟。生命(翻译活动中的人,即作者、译者、读者等)、生存(文本移植与译本接受等)、生态(翻译活动中的生态“译境”和生态平衡)是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的基本构成。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生态智慧便成为生态翻译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和思想依归。这些生态智慧以“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和“整体综合”为特征,包含着丰富的哲理与思辨。这是一种中华智慧、生命智慧、生态智慧。以上这些包含了古典形态的“自然”、“生命”、“生存”、“中庸”、“人本”、“尚和”、“整体”等生态思想,成为孕育和形成生态翻译学的宝贵智慧资源。

第三,“适应/选择”理论。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生态翻译学的哲学基础之一为“适应选择理论”,但它排列在“生态整体主义”和“东方生态智慧”之后;而且它指的已经不是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的原型了,而是借用该学说的原理,经过转意和隐喻,由探讨具体翻译问题所形成的“翻译适应选择理论”;换句话说,实际上这是一个翻译学方面的理论基础。当然,由于翻译适应选择理论是生态翻译学的早期研究,因此在生态翻译学理论构建的某些层面、某些环节,还会提到达尔文学说的术语和内容。但是,可以显见,生态翻译学研究与其早期的“翻译适应选择论”相比,与达尔文的学说原型已经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了,而在生态翻译学理论基础的表述中也体现了这种变化。

由上可见,在《学》的三个立论基础中,只有第三个“适应/选择”理论与《论》有重叠,但也经过了改造和转意;而另外两个重要的哲学基础,在《论》中都是没有的和所不及的。

4.研究对象

》:具体阐述和论证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本体的解释功能:1)翻译过程——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2)翻译原则——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3)翻译方法——“三维”转换;4)译评标准——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以及译者素质,从而得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这个结论。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翻译活动的本质、过程、原则、方法、标准等译论元素(胡庚申, 2004: 175)。

》: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是翻译生态(译境)、文本生态(译本)、“翻译群落”(译者)生态,及其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胡庚申, 2013: 88-93)。

简析:翻译生态——翻译主体之间及其与外界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翻译生态环境又可定义为: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这里的主体是广义的,即参与翻译活动的一切生命体,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编辑等,即“翻译群落”(translation community)。而外界环境可包括与翻译活动有关的自然经济环境、语言文化环境、。翻译生态环境由各要素交织而成,是翻译活动发生、存在、发展的各种自然和人文因素的总和。翻译生态和翻译环境以一个整体的形态存在。翻译生态环境是有层次的:可初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翻译生态环境既有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的不同,又有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的区别;既包括客体环境(如原文本、译本、文体功能、翻译策略、翻译规约等)与主体环境(译者、作者、读者、出版商、洽谈商、审稿人等),又包括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等等。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体现在生态系统多维度、多层次的内嵌性,即整体的大系统之下有子系统,子系统之下又有子子系统,从而形成纵向无限可分、横向互为环境的翻译生态体系。《学》中的以上这些研究和论述,都是《论》里所没有的。

所谓文本生态,即文本的生态环境与文本的生命状态。用生态翻译学的术语来说,原语是一个文本生态系统,译语是另一个文本生态系统。原语的文本生态系统涉及原语系统里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交际生态等;译语的文本生态系统涉及译语系统里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交际生态等。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均有大小之分。大的语言生态可以指大语种和小语种及濒临灭绝的语种的和谐共存,小的语言生态可以指一个翻译文本内各语言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大的文化生态可以指优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及濒临灭绝的文化的和谐共存,小的文化生态可以指一个翻译文本内多种文化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大的交际生态可以指国际间交往和区域间交流及个体间交际的关联与交集,小的交际生态可以指一个翻译文内交际意图和交际行为的互动关系。生态翻译学以“文本生态”为研究对象,探讨原语文本生态系统与译语文本生态系统的特征与差异,考察原语生态与译语生态在移植、转换过程中的规律和机制,研究译本的生存状态、“短命”或“长存”的原因以及寻求译本生存和长存之道,从而为翻译策略选择和解读文本的“可译性”或“不可译性”提供新的生态视角和理论依据,最大限度地发挥翻译的效能和发掘译本的价值。《学》中的以上这些研究和论述,都是《论》里所没有的。

所谓“翻译群落”,即与特定翻译活动的发生、发展、操作、结果、功能、效果等彼此影响、相互作用的、与翻译活动相关的“诸者”的集合体。换句话说,指的就是翻译活动中涉及的“诸者”,即“人”,包括原文作者、译文读者、译品评论者、译文审查者、译著出版者、营销者、译事赞助者或委托者等等,当然是以译者为代表。由于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群落”在思维方式、教育背景、兴趣爱好、翻译理念、审美标准、实践经验等方面的不同,又由于翻译文本类型、读者需求、接受文化、流通渠道、规范环境等的差异,这些主客观因素的不同和内外部环境的差异,必然会造成“翻译群落”主体的不同的适应与选择,他们必须动态地调整自己,平等地对话协商,以适应和培育整体的翻译生态环境。同时,翻译的各个生态系统之间也必须相互适应,以便能有效地互动共进。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看,只有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群落”,只有译者,才能够具体负责统筹协调“翻译环境”(译境)、“翻译文本”(译本)、“翻译群落”(译者等“诸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通过“译者责任”来体现“境、本、人”关联互动、平衡和谐的翻译生态整体观。换句话说,在“翻译群落”生态系统中,译者有责任协调各方关系,有责任践行生态理性,有责任保持生态平衡,有责任维护生态和谐。也可以这么说,译者只有通过对包括文本、“翻译群落”和翻译生态环境在内的一切“他者”承担责任,从生态整体主义和生态理性的视角审视自己与一切“他者”的关系,才能将一种更大的责任意识融入到翻译活动之中。《学》中的以上这些研究和论述,都是《论》里所没有的。

5.研究方法

》:在探讨和论证过程中的具体研究方法如下:1)演绎论证,即采用“假设—求证”的研究方法,依次渐进地论证、构建翻译适应选择论。2)例证分析,即在演绎论证和诠释阐述的过程中,采用中外译界名家的译文或译事作为实例,来阐述和印证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分析的方法贯穿于本课题研究和表述的全过程,即不仅运用于例证分析,而且还运用于理论分析、原理分析、验证分析等。3)调查实证,即在对翻译适应选择论进行演绎、论述和例证的基础上,还试验性地从专业读者(主要指翻译同行)的视角,对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假设做了补充性的检验和证实。(胡庚申, 2004: 13-15)

》:其研究方法体现在:1)学科交叉,即由于生态翻译学是翻译学与生态学的跨界研究,因此,这一特征使得以学科交叉的方法开展生态翻译学研究既是独特的,又是必然的。这种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也可称之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总体上讲,翻译研究的生态学视角研究,就是借鉴和利用生态学的科学原理、生态理念、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等,从生态视角对翻译活动进行整体性的综观和描述。2)相似类比,即运用相似类比方法在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寻找某种程度的关联性、类似性和同构性。研究表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在许多方面的类似性相当显著。首先,生态学强调生态环境与生物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翻译生态也是这样。其次,在自然界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生存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一定的生态平衡,翻译生态也是如此。第三,互利共生是一种生物间的互惠关系,通常存在于不同种类的两个个体之间。在翻译生态中,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群落”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也同样可以对翻译生态环境发挥着促进、抑制、改造和重建的作用。第四,两个生态体系中都有类似的适用原则。最后,两个生态体系中都涉及“人”,也都涉及“人”的行为,其中的类似性和共性更是不言而喻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类似性,既表明自然生态与翻译生态之间必然有相似的规律可循,也表明,适用于自然生态的某些规律也同样会适用于翻译生态;同时,自然生态与翻译生态之间的类似性,也为运用相似类比的方法开展生态翻译研究提供了基础和理论根据。3)概念移植,即在生态翻译学研究中运用“相似类比”方法的可行性,使得“概念移植”也就顺理成章了。生态概念移植,可以包括多个层面,既可以是生态概念的移植,也可以是生态原理的移植,还可以是生态术语等的移植。生态翻译学研究中的生态概念移植,包括自然生态概念的移植、生态环境概念的移植、生态平衡概念的移植、生态美学概念的移植、生态和谐概念的移植等。生态翻译学研究中的生态原理移植,包括系统性原理的移植、动态性原理的移植、多样性原理的移植以及“尺度”原理的移植、“反馈”原理的移植等。生态翻译学研究中的生态术语移植,包括“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环境)、“生态链”(翻译链)、“生态群落”(翻译[译者]群落)、“[生物]生存”(译者生存、译本生存)、“自然选择”(→译者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等。以上所述的相似类比和概念移植,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它们也都是学科交叉或跨学科的具体体现。(胡庚申, 2013: 96-101)

图1 “假设—求证”的研究线索

简析:《论》采用“假设—求证”方法依次渐进地论证确立翻译适应选择论,其研究线索如图1 所示。

但《学》基于其分项发展思路和整体逻辑框架,勾画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本体是一个“译境– 译者– 译本”复合翻译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活的有机整体。其研究逻辑框架如图2 所示。
图2 《学》主要研究内容的逻辑框架简示

相比之下,由上图简示表明,在研究方法和体系建构方面,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

6.译论取向

》:译者适应与选择的翻译过程,即译者适应阶段、译者选择阶段以及译文产生过程等。(胡庚申, 2004: 119-127)

》:全景式综观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包括“宏观”、“中观”、“微观”,“译事前”、“译事中”、“译事后”等。(胡庚申, 2013: 357-362)

简析:《学》所探讨的是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关注的是翻译文本的“全生命”周期,既包括“译事前”和“译事中”,也包括“译事后”(培育包括译语读者、译语市场在内的译语生态),等等。相比《论》中的“译事中”的翻译过程阶段或翻译行为阶段,两者之间的区别又是显而易见的。

7.翻译定义

》: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 2004:119-120)

》: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胡庚申, 2013: 148, 359)

简析:相比之下,《学》里对翻译的定义更全面一些,也更能体现《学》对翻译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理念:它明确了翻译行为的译者“主导”;指明了翻译的基础是“依托”文本;明示了翻译活动是跨文化信息转换的“宗旨”;它关注了翻译活动中的翻译生态环境;突出了文本由原语生态到译语生态的“移植”过程;最后,在各项前提之下,它定义了翻译即译者的“适应”和译者的“选择”活动。

8. 核心理念

》: 翻译即适应与选择;译者为中心;最佳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累积结果;对于译者,适者生存、发展;对于译文,适者生存、生效。(胡庚申, 2004: 179-181)

》:翻译即生态平衡;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胡庚申, 2013: 198-206)

简析:由于两者的体系定义、译论定位、理论基础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有些都不在一个层面上,因此,核心理念的取向也不尽相同。相比之下,如果单从“量”的角度来看,《论》只是《学》的三分之一还不到,其中有些(如翻译即适应/选择、译者为中心)还有嬗变和修正。

9.研究内容

》:1)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理论的视角出发,利用作为人类行为的翻译活动与自然法则适用的关联性和通融性,探讨翻译活动中译者适应与选择的相互关系、相关机理、基本特征和规律;2)从“适应”与“选择”的新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作出新的描述和解释;3)提出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彰显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功能,促进译者自律、自重,为译者的“译有所为”寻找理论支持,最终确立翻译活动中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胡庚申, 2004: 179-181)

》:建构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翻译生态(译境)、文本生态(译本)、“翻译群落生态”(译者等“诸者”)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研究;宏观译学——生态翻译体系、中观译论——翻译本体理论、微观译本——翻译文本转换的“三位一体”研究;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作出符合生态理性的综观与诠释。(胡庚申, 2013: xxiv,
62, 129-130 )

简析:由于前述的原因,两者的研究内容相差很大,《论》与《学》在局部和整体方面的体现更为具体。

翻译受到翻译生态系统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学》倡导“翻译即生态平衡”;翻译以文本(原文与译文)生态为基础和依据,因此,《学》关注“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由“翻译群落”运作,因此,《学》认定“翻译即适应/选择”。以上三“即”中,除“翻译即适应/选择”基于并更新于原《论》之外,其他两“即”,均为原《论》中所没有的和所不及的。

10.关键术语

》:关联序链、适应/选择、翻译生态环境、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典型要件、三维转换、“诸者”、多维转换程度、整合适应选择度、适者生存、译有所为、事后追惩、译者为中心、译者主导、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等;

》:关联序链、生态范式、生态理性、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体系、生态翻译伦理、文本生态、文本移植、平衡和谐、多元共生、多维整合、译者责任、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译有所为、翻译文本移植论、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生态平衡论等。

简析:由于《论》是《学》的早期研究,加之术语使用的“一以贯之”,故在《论》与《学》的术语使用方面有一定的交叉重叠;但《学》中的新词、新语显然增多不少。可以说,《学》不但包含了《论》的所有术语,而且部分术语经过了嬗变或修正。此外,《学》中提出了一些新的术语,如生态范式、翻译生态与生态翻译、生态理性、文本移植、生态平衡、“翻译群落”、译事“三阶段”论、生态保护、多元共生、译者责任、翻译生态系统模型、翻译研究“生态化”以及生态翻译与生态文明等等,这些都是生态翻译学新的发掘与开拓,而在初期的《论》中均未曾有过。

11.其他方面的更新和发掘

从《论》到《学》的其他具体的更新和发掘还包括:1)在翻译生态环境方面:从“语境”拓展到了“译境”(胡庚申, 2013: 88-91);2)在关联序链方面:从“线性”拓展到了“立体” (同上: 43-44);3)在译者角色方面:从“译者中心”拓展到了“译者责任”(同上: 207-225);4)在翻译阶段方面:从“译事中”拓展到了“译事后”(同上: 207);5)在翻译方法方面:从“‘三维’转换”拓展到了“三维移植”,再到多重的“生态翻译策略”(同上: 263-295);6)在理论视角方面:实现了从“无”到“有”,拓展了多项新的理论视角(例如“三生”主题、“人/境/文”关系学、生态理性、生态翻译伦理,等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述。

12.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论》与《学》两者同源,前者又是后者的早期研究,然而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论》与《学》的确有很大的不同,区别明显:

1)从相互关系上讲,它们不在一个层面上,两者之间是一种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或者说,《论》与《学》是一种“被包蕴”和“包蕴”的关系。

2)从发展阶段上讲,《论》是初期的、早期的探讨,《学》是后期的、近期的研究,《论》与《学》是生态翻译学沿革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的里程碑。

3)从研究内容上讲,《论》与《学》两者之间可谓“小同大异”。相对于《论》而言,《学》里既有“去粗取精”,又有“转义完善”,更有“无中生有”。

总之,无论是从话语体系、哲学基础、研究对象的视角来考察,还是从核心理念、研究方法、关键术语等方面来比照,相对于《论》而言,《学》既有新的定位和取向,更有新的发掘和超越。最后,笔者也想在此呼吁:“关于生态翻译学研究,当以《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一书中列述的术语及其相关理念的解读和描述为准”(胡庚申, 2013: 511)。今后无论是学术研究、理论应用,还是商榷批评,均应以已经发展了的视角为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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