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在现代华语圈里，村上春树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作家。（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村上春树的名字首次为中国大陆读者所知，（2）在中国第一次掀起了一股“村上热”。此后，随着村上春树的其他作品源源不断被译为中文出版，催生了一大批村上春树的忠实读者、研究者，甚至还出现了以模仿村上作品为业的“村上之子”。（3）阅读村上春树的作品从一种单纯的文学接受行为演变为一种被年轻人所认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而村上春树的作品，则同时从单纯的文本演变为一种文化载体。其中大量的后现代性、消费性符号和都市年轻人迷茫、失重、缠绵的忧郁等内容被读者反复吟味，欲罢不能，形成一种连锁效应，促进了“村上热”的不断升温。
“村上热”作为一种文学、文化现象，其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至今，中国和日本学者对村上春树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于后现代主义、文学文体学、女权主义、比较文学、精神分析学、接受反应理论、文学文化学以及叙事学等。（4）笔者认为，在中国出现的“村上热”现象本身是一种与接受相关的现象，其中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读者热、研究者热和“村上之子”的出现。读者热指的是作为文本接受者和解读者的读者，对该文本持续不断的阅读渴望心理和实际阅读，最终演变而成的一种群体效应；研究者热是除了对“村上热”本身的关注外，还包括从小说艺术、作家论、比较文学、文学文本、文学文体、翻译及本土化等方面的、立体的、多方位的研究；而“村上之子”则本身是读者（文本的接受者）在对文本进行接受和解读行为，并形成一定群体效应之后，通过模仿将再生产出的文本付诸于新的有形的文学作品中的一批作家。这三种“热”均属于文本接受的范畴。目前为止，对“村上热”的分析大多属于读者热和“村上之子”的出现，而其中，对于一般读者群中的“村上热”，多认为与作品中包含的后现代元素、消费文化符号、都市人情结以及无处不在的孤独感、忧郁感与中国都市青年之间产生的共鸣有关。诚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生活节奏急速加快、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而与此同时，中国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内容来填补。许多人认为，正是因为村上春树的作品满足了年轻人的这一精神需求，才使他们有了深刻的代入感，进而促使了群体性阅读行为的出现。不仅仅是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包括小说中出现的他个人所钟爱的欧美作家及其作品，一些有名的爵士乐和摇滚乐、咖啡厅、酒吧等，都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被受众二次解读。正如田建新在《中国的村上春树——“新鲜血液”》（中国の村上春樹——「新鮮血液」）（5）中所说，“在大量的译作、评论文章中，每年都会有许多有关村上春树的作品和评论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由此，‘恋爱小说’、‘青春小说’、‘都市小说’等概念横扫中国文坛。这一现象，给已经对‘伤痕’文学、‘现实批判’等类型的文学作品感到厌烦的读者们，以及正在摸索中国当代文学新的走向的文学家们带来了‘新鲜血液’，同时，中国读者也在‘村上热’的大潮中对日本文学的兴趣日渐增长”。据此观点，处在某种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中国读者是被动的追随者，他们将自己的精神世界诉诸于村上的作品中，相当于“不期而遇”的村上春树作品成为他们灵魂的救世主，大批读者在那些孤独、迷茫而又充满小布尔乔亚气质的主人公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然而笔者认为，任何一种具有群体效应的文本接受现象，其背后的动因都是两方面的，即作品本身的因素和读者的因素。迄今为止的“村上热”研究多关注作品本身的因素，即后现代性、消费性等，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而对读者的关注则局限于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年轻人精神状况的影响，以及与作品所描述的场景之间的契合等。对于读者在由文本传达而来的符号和自身所具有的特质之间如何周旋，如何达到一个平衡状态，进而形成一种广泛的群体效应，对这个过程中的机制并未见有详尽的剖析。德国著名文学家姚斯曾在英美新批判、结构主义理论盛行的时期提出了接受美学的理论，，强调接受者与历史发生上的直接关系、他们在文化上的独特积累，以及传统思维中的先在理解对理解新的事物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其中，姚斯提出了“期待视野”的理论。简单说来，“期待视野”不是读者在接受某种新的文本时产生的“共鸣”，而是自身的先在期待与实际作品中的“距离”感之间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会将读者的期待拉伸到一个新的水平线。即“其美学含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读者初次接受一部作品时会对照已读作品来检验它的美学价值。其明显的历史含义在于，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一代的接受链条中被维持和丰富”。（6）在本文中，笔者将以“村上热”三个方面中的“读者热”为中心，试图借鉴“期待视野”理论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村上春树作品在中国的接受机制。
一、接受美学与期待视野
，提出了“期待视野”的理论。，人的理解活动，是受制于它的“前理解”的。所谓“前理解”，是指理解前已有但参与制约着理解的一组结构因素，包括指示、预见、互通等，这些因素合成为一个“als（作为）……”的结构，作为理解发生的前提与预定指向。（7）以理解主体心理上的既成图式为前提，以规定“作为……”结构中指示、预见、互通三因素的具体方向与内容。这个既成的心理图式就是理解的“前结构”。“前结构”由“前有”、“前识”、和“前设”三个方面构成。“前有”指预先有的文化习惯，“前识”是预先有的概念系统，“前设”即预先作出的假设，这三者结合成为理解活动这一发生的“前结构”。（8）
由此，。“期待视野”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对于文本的先在理解、已被人熟知的作品的形式与主题，以及诗化语言与实用语言的对立。“一部文学作品在其出现的历史时刻，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这种方法明显地提供了一个决定其审美价值的尺度。每一部作品都会唤起读者一定的期待视野，但这个视野与作品包含的视野存在着或大或小的距离，这就是读者与作品的审美距离，它在一定限度内，以近似正比的方式决定着作品审美价值的大小。”（9）“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熟识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10）从期待视野的角度审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能够反映出一部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也能勾勒读者的历史审美、阅读经验，最终还能向我们展示文学的历史延续性。
根据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理论，读者在阅读一部作品时，他所具有的“前结构”，即先在的审美经验和历史积累是完全开放的，它们组成了“一张经纬交织的审美期待的绵密网络”，（11）不断捕捉、筛选作品中的每一个符号。读者的审美经验是一种心理预期，它具有一种朦胧的预设并渴望在作品中印证答案；在阅读行为发生时，这些审美经验被悉数调动起来，并在读者内心将作品世界向自我世界同化；最终，形成一种选择、定向关系，当选择成为一种群体行为，则会出现“热”现象。
此外，“期待视野”理论还包含一个观点，即读者与文本之间是开放的问答交流关系。读者自身的经验预先设定了视野，而文本则提供了新的视野，并解答了一部分读者先在视野中设定的问题，同时启发读者思考一些新的问题，进而产生新的视野，并在下一个文本中寻求答案，以此循环。在这个过程中，读者的视野不断被刷新，而文本的意义也获得了无限开放的可能。关于这一观点与“村上热”的关系，作者将在后文中详细叙述。
二、中国村上春树读者的期待视野
钱理群指出，，但实际上一直有不断的“敲打”，比如清污、反自由化等，对思想的控制始终是有的。所以八十年代一直有一个“挣脱历史与现实束缚”的冲动，这是我们在考察八十年代时不可忽视的思想和心理背景。（12）此外，洪子诚指出，在八十年代，，，，是对人性、个体尊严、价值的剥夺和蹂躏。因此，“新时期”存在着如五四那样的将人从蒙昧、从“现代迷信”中解放的“启蒙”的历史任务，在思想文化上，“新时期”也因此被看成是另一个五四。（13）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个时代，，而读者所具有的先在经验与历史积累，也依然建立在“前村上热”的语境之中。
在中国大陆，最早受到读者关注的村上作品是《挪威的森林》。藤井省三指出，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出现村上热潮。（14）该作品于一九八九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并在之后的近十年间，累计出版达到十二万册以上。此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度过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其社会、经济状况已经与《挪威的森林》中所描述的故事背景非常接近。藤井省三认为，包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在内的对村上春树的接受，正可视为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都市趋于成熟的标识。（15）而生活在大都市中的年轻人，正处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精神上的满足感却相对滞后的阶段。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国读者的文学审美经验与精神现实处于脱节的状态，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张力。然而，进入一九八五年以后，社会开始转型，，同时，“作家分化、大众文化兴起”，“‘严肃文学’（或‘纯文学’）边缘化”。（16）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而这一力量，正为此后中国读者接受村上春树的小说做好了视野上的准备。
朱立元认为，，文学的审美经验期待视野，作为阅读的“前结构”，应该包含世界观和人生观、一般文化视野、艺术文化素养、文学能力四个方面。（17）概观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首先，从世界观和人生观来看，。其次，从一般文化视野来看，受到“伤痕文学”和“现实批判”的影响，在读者心中构成了具有一定矛盾性的精神视野，并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第三，从艺术文化素养来看，，却也开始具备关注日常“世俗”的能力。最后从文学能力来看，首先是阅读文字的能力，到一九九○年为止，中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已经有了提高，六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6.26%，粗文盲率为15.88%，15-45岁青壮年人口文盲率为10.38%，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读者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文学阅读能力与批判能力。（18）其次是识别文学类型、特征和标准的能力，进入一九八○年代以后，，，这对于读者对文学类型和特征的辨别以及标准的制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们比任何时期都更具有文学批判性。由此，中国读者接受村上春树作品的“前结构”即“期待视野”已经形成。
三、“期待视野”与“村上热”
“期待视野”的提升与阅读选择
如前所述，到了一九八○年代后期，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近似于五四的启蒙时代。，开始关注对人性的呼唤、对人的尊严以及人的价值的追求。根据“期待视野”理论，也就是说，读者具备了一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某种一般文化素养及艺术文化素养，并对文学作品的某种类型和标准已经熟知和掌握。（19）基于以上因素构成的“前结构”，读者对某种类型的小说特征、标准、观念、思潮等都有一种先在的认识，这种认识基于阅读经验，并且在一般读者的思维中很难形成一套完整的文学理论，但是，当读者试图解读另一部文学作品时，会调动起由阅读经验而形成的某种评判标准，来迅速判断该作品是否符合前述的类型、特征和标准、观念和思潮。这种内在尺度本身以及其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期待视野”所表明的接受机制。《挪威的森林》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部青春爱情小说，其中包含了对日渐改变的旧事记忆的留恋、社会环境急速变化下精神上的不适应，以及在面对虚无、迷茫的青春时对人生的深度思考。带着从八十年代及以前的文学作品阅读经验而来的中国读者在解读《挪威的森林》时，利用先在经验对该作品作出判断，并形成一种读者与作品之间的“隐秘关系”，这种关系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在行为。对该作品的心理预期、阅读行为发生时对该作品的内在同化，以及对该作品的定向及选择。
在《挪威的森林》中，恋人自杀、精神失常的年轻女孩，爱慕朋友女友、却又与他人交往、并与年长女性发生关系的男主人公，披头士的名曲《挪威的森林》，酒吧与爵士乐，《了不起的盖茨比》与《麦田里的守望者》……整部作品中弥漫的后现代主义元素对于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是一种“期待视野”上的“背叛”。如果说《挪威的森林》是最早影响中国读者的村上春树的作品，那么可以说，它给中国读者带来了第一次“期待视野”上的震动。这就可以解释为何该作品一被介绍到中国，就掀起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旋风，读者的“期待视野”被悉数调动起来，与他们先在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文化素养，以及对文学作品的类型、特征及标准之间产生了一种距离。而这种距离促使了读者新的“期待视野”的形成，并进一步促使了读者的选择与定向行为，外在表现为对该类作品（村上春树的其他作品）的持续阅读行为。
《挪威的森林》使中国读者形成了新的“期待视野”，对社会转型期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人的生存和精神状况的关怀，不仅部分解答了读者内心先在形成但尚未从阅读经验中得到答案的一些对现实的迷惑与茫然，也使他们对村上春树的作品形成持续关注的欲望。此时，“村上春树”与《挪威的森林》已经超越了作为一位日本当代作家和一部文学作品的层面，而成为了读者的先在经验中对人生观与价值观、文化素养，以及文学作品的类型、特征与标准的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在不断的阅读过程中逐渐被熟知、掌握，进而形成了新的“期待视野”。很多学者在讨论“村上热”时，倾向于将该作品的出现看作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原因也在于此。
由此，带着由“村上春树”和《挪威的森林》带来的新的“期待视野”，中国读者开始持续关注他的其他作品。然而，随后介绍到中国的作品中，并未止步于关注都市人的精神空间，而是聚焦于一些现实的社会问题。短篇小说集《神的孩子全跳舞》（二○○○）共收录了六篇小说，均以发生于一九九五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为背景，描述了经历自然灾害的人们对自己以往人生的重新认识。在读者心中，它与《挪威的森林》又有不同，其中虽然也弥漫着“孤独”、“虚无”的情愫，却饱含着对崭新人生的希望，对自由、光明、勇气和爱的期许。这部小说集通过对人性入木三分的描述，展示给我们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社会、全人类的课题。这是村上春树作品带给读者的又一次“期待视野”的震动，即固有的对“村上春树”与《挪威的森林》的先在经验又一次接受挑战。由于是同一作家的作品，在文本的一些细节方面并未有类型、特征和标准的“距离”，但是从人生观、世界观的角度，作者从关注都市青年个人的精神状况，到关注全人类的社会现实，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跨度。读者的阅读行为使他们的“期待视野”进一步得到提升，而对该作家作品的选择欲望也再一次被加强和推动。
此外，任何一种文学阅读和接受行为，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从其主观（读者）和客观（作品）两个方面而言，都具有社会性和群体性。从个体读者的“期待视野”到公众的“期待视野”，是“期待视野”的融合与升华。而一种文学现象——譬如在一定时间内大量读者对某个作家作品、某个电影导演、某个动画片制作者、某个音乐人的喜好，则正是个人“期待视野”到公众“期待视野”的提升。
读者与作品的开放问答
姚斯把阅读行为分为三个步骤，即“初级的、审美感觉阅读的视野”、“二级的、反思性的阐释阅读的视野”，以及“三级的、历史的阅读”，并把诠释过程看作由理解、阐释和应用三个瞬间过程组成的统一体。（20）其中，初级阅读是针对语言符号的意象思维阶段，三级阅读是“近乎于历史—哲学解释学”的、超越了一般个体的阅读范围。而其中的二级阅读，是读者超越对语言符号的意象思维，向理性思维提升，并对审美进行反思的过程。（21）“反思想阐释的区分只有通过再阅读经验的视野结构所进行的自我证实才能实现。一首诗的意义只有在周而复始地不断再阅读中，才能展示自己……读者在不断发展着的审美感觉的视野中所接受的一切，能够作为阐释的反思视野而清晰地表达出来。这样，初级阅读经验便成为二级阅读的视野。”（22）
这一二级阅读的特点，则是引入了“对话”与“问答”逻辑，即“在此范围内，将一种特殊的意义具体化，以之作为对某些问题的一种回答”。（23）这一“问答”逻辑由伽达默尔提出。他认为，阅读过程中的理解行为就像是解释者（读者）与被理解对象（文本）之间的对话，而理解的过程就是发现文本中提出的等待解答的问题，反过来讲，文本通过向解释者发问来使自身成为被理解的对象，同时理解者通过自己的“偏见”（期待视野）向文本发问。双方互相开放，并在持续的相互问答中，文本的意义得到实现，而解释者的“期待视野”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升和拓展。
当时的中国读者处于社会转型期，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都市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产生了自身的认识，伴随着一些疑惑与迷茫。在进行《挪威的森林》的阅读行为时，他们与作品之间建立对话关系，作品本身提出了一些问题，而由于当时中国读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作品中的描述已经极其接近，（24）作为解释者的读者对问题的解释行为则相对积极。在这个过程中，作品的意义的可能性得到了体现（问题得到了解答），而读者通过解释行为，他们的“期待视野”也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被建立和提升（解答问题并产生新的问题）。此后，这种对话关系在村上春树其他作品的阅读行为中循环往复地进行，文本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同时读者也不断利用新建立起来的“期待视野”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对村上春树作品的认识不断提升，而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体现。这一过程外在也表现为读者对村上作品的持续选择和阅读行为。
综上所述，中国的社会变化给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的精神冲击是巨大的、整体性的。这就可以解释当调查者问及“如何得知村上春树的作品”时，选择“因为流行”和“受到他人推荐”的读者占了绝大多数。（25）个体的“期待”，在整个社会的影响下，融合为公众的共同期待，形成一种无形的、共通的、整体的“期待视野”，那么在这种期待视野的指导下，人们的选择呈现出整体趋势，若这种整体性作用于读者群体对于村上作品的解读，那么整体的“期待视野”与文本的审美之间的距离就会凸显，读者的期待也会达到一个新的层面。仍以《挪威的森林》和《神的孩子全跳舞》为例。《挪威的森林》提供的文本使读者的期待视野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即关注新的时代背景下都市年轻人的孤独感、虚无感、失落感，进而上升到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整体特征。而《神的孩子全跳舞》则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使已经被《挪威的森林》提升的整体期待视野与新的文本拉开了距离，读者的期待视野再次被提升——从关注个人的孤独感、虚无感、失落感中找到对社会公众事件的关注和思考、对人性的自省、对光明的追求。在这样的一个动态的过程中，读者的期待视野不断提高，而文本的审美内含也不断被挖掘、被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外部社会环境所起到的作用，是将个体读者的期待视野升华为公众整体的期待视野，并形成整体性的历史记忆与审美经验，这构成了“村上热”的表象；而读者整体的期待视野在解读村上作品过程中的不断被提升、期待，再次提升、再次期待的过程，才是“村上热”的真正本质。
四、读者与文本共同形成的“文学史”
最后，我们回到接受美学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来。艾略特（Eliot）曾经说过，“历史感包含了一种领悟，不仅意识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意识到过去的现在性。历史感不但驱使人在他那一代人的背景下写作，而且使他感到，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和他本国的整个文学，都有一个同时性的存在，构成一个同时的序列”，（26）这种文学史，便是“伟大文学所表现的超时代效果与现、当代史之间形成的矛盾（和统一）”（27）的文学史。如果说《挪威的森林》在中国读者中表现出了超时代效果，那么在村上的文学史中，作为转折期作品的《神的孩子全跳舞》则是与前者之间形成的矛盾与统一。
文学史不仅仅是文学家和文本的文学史，更是读者的文学史。读者在文学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是接受美学所特意强调的一点。读者既非被迫接受，也非刻意妥协。在一种文学现象中，读者有自身的个性，也有整体的共性。文本拉开与读者期待视野之间的距离，使之得到提升；在读者的期待视野得到提升的同时，文本也必须再次提升，以此循环下去，构成读者与文本共同形成的文学史。
五、小结
笔者通过对村上春树现象研究中存在的误区和困境的分析，提出了一种研究文学、文化现象的“新”理论——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而事实上，这一理论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它多被用来解读文学史中读者和文本的关系，却鲜见被用来分析当代的文学、文化现象。既然“任何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文学史也难出其外。当下的村上春树现象，正在也将会成为文学史中的一环，当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链条趋向无穷，或许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其中的运行机制。
“期待视野”强调了读者自身的历史经验、生活经历、审美意识，并且认为这些因素在解读文本的时候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文本的推进，同时促使读者自身视野的提高。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讲，更是促进了读者与文本在文学史中的共同发展。
当然，从“期待视野”的角度研究一种文学现象必然出现一些困境。以本文为例，首先，从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学思潮和变迁来推出读者的先在审美经验，这一研究方法缺乏详实和准确的考察。这个视点，是以读者并不接受来自国外或主流思潮以外的文学作品，不考虑读者在此之前的先在经验的作用，并能够完美地实现该先在经验与文本之间的同化、选择和定向作用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期待视野”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并没有起点和终点，而是一个无限向两端延伸的链条，它们依次对“现在”的文本解读产生影响，以此类推。因而要准确把握链条中的某个节点十分困难。其次，在当今的信息化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沟通逐渐机械化、平面化，缺乏心灵深层次的互通有无。因此“期待视野”很有可能忽视新的传播手段所带来的“沉默的螺旋”效应，即“人云亦云”的漩涡。如此一来，文学作品已经被符号化、商品化，阅读行为的群体效应弱化为一种单纯的、迅猛却短暂的流行文化现象，而“期待视野”的内在动力实际上已经形同虚设。第三，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以某部作品为例分析读者“期待视野”的形成以及提升的过程时，并未涉及村上春树的所有作品，也未利用实证调查的数据、以接受时间的顺序来分析每部作品的接受状况和受众意识，而是从作品本身的内容出发，推断出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过程，考察过程欠缺一定的严谨性。最后，本文考察“村上热”问题仅仅涉及了群体阅读行为中的“读者热”，并未对“研究者热”与“村上之子”的出现做出进一步的详细考察。这些问题，笔者将留待今后探讨。
注释：
（1）〔日〕藤井省三：《村上春树与华语圈——日本文学跨越国界之时》，贺昌盛译，《当代文坛》2013年第1期，第19页。
（2）1989年由林少华翻译的《挪威的森林》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3）该词最早出现于2002年11月发行的美国《时代周刊》。此后被藤井省三运用于文学研究叙述。（参考徐子怡《试论村上春树在中国的接受》，《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6期，第33页）
（4）张敏生：《近三十余年日本、中国内地村上春树研究述评》，《长江师范学院学报》第27卷第4期，2011年7月，第82页。
（5）刊载于〔日〕栗坪良树·拓植光彦编：《村上春树研究05》（“村上春樹スタディーズ05”），日本，若草書房，1999。
（6）〔俄〕尤·迪尼亚诺夫《论文学的演变》，《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第10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7）参见朱立元：《接受美学》，第132-1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8）转引自朱立元《接受美学》，第1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存在与时间》，第32节，图宾根，1979。
（9）王丽丽：《文学史：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姚斯的文学史哲学重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10）H.R.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31页，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11）朱立元：《接受美学》，第1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2）钱理群、杨庆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第112页。
（13）（1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0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作者参阅了李泽厚“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者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09页，上海，东方出版社，1987。
（14）〔日〕藤井省三：《论村上春树的汉语翻译——日本文化本土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变革》，贺昌盛编译，《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4期，第46页。
（15）〔日〕藤井省三：《村上春树与华语圈——日本文学跨越国界之时》，贺昌盛译，《当代文坛》2013年第1期，第21页。
（17）朱立元：《接受美学》，第135-137页。
（18）参见段成荣：《中国人口受教育状况分析》，《人口研究》，第30卷第1期，2006年1月，第94页。
（19）朱立元在姚斯“期待视野”的基础上扩展延伸，认为先在的审美经验不仅仅包括对小说类型、语言、标准的熟知和掌握，还包括上述其他方面。参见前述朱立元著作。
（20）（22）（23）H.R.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175-176、179-180、179页。
（21）朱立元：《接受美学》，第157页。
（24）参照前述藤井省三的观点。
（25）参见王祖蓝：《村上春樹と中国》，有限会社アーツアンドクラフツ，2012。
（26）（27）转引自王丽丽《文学史：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姚斯的文学史哲学重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