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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4·教育人类学】王荣 滕星:特纳的仪式理论对少数教育的启示

2023-05-10 14:56:27

王荣博士(左)与导师滕星教授


作者简介王荣,女,宁夏银川人,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少数教育研究;滕星,男,浙江绍兴人,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人类学、少数教育研究。


 

摘要】对“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的全面解读是维克多·特纳仪式研究过程中的特点,同时运用“阈限”、“交融”、“结构-反结构”等概念阐释仪式的演进过程。透过特纳的仪式理论反观今天的少数教育,不难发现少数的传统仪式有助于建构良性的“文化认同”、维系认同感、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传承文化和精神。

】仪式理论仪式教育教育教育人类学


来源】《教育研究》()2016年第2016411-17/201611




文化人类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写道:人作为一种文化动物,与其说生活在一个物理的世界中,不如说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中。[1](P.33)仪式作为一种由符号构成的象征体系,反映出社会关系的结构框架,建构出象征符号的话语系统。不同学派的人类学家从不同角度对“仪式”做了研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库拉交换仪式;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在他的经典志《安达曼岛人》(The Andaman Islanders)一书中探讨了安达曼人的神话-仪式;在人类学家利奇(Leach)的眼中,言语(祷词、咒语、圣歌)如同手势和使用器物-样都具有仪式的价值。[2]涂尔干(mile Durkheim)的“神圣/世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二元对立的论证成为了部分研究仪式的人类学家无法绕过的“原点”,他将仪式视为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它的社会功能核心就是凝聚社会团结、强化集体力量。[3]阿诺德·范·杰内普(Arnoldvan Gennep)“通过仪式”(Les Rites de Passage)的分析框架包括“分离-边缘-聚合”三个步骤。而特纳(Victor Turner 1920-1983)认为仪式就是人们不运用任何技术程序,而求助于神秘物质或神秘力量的信仰的规定性正式行为。[4](P.19)特纳在杰内普仪式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并阐述了仪式理论的核心概念——“阈限”,整个仪式活动的焦点就是“阈限期”,它是一个暂时脱离原有社会角色的过程;也是瞬间进入无差别、无等级社会的“平等”状态。特纳强调对于社会结构的积极功能,他认为是社会结构中内在固有的性质,社会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充满矛盾的、不断的发展状态中。同时,他创造性地运用发展的、动态的、的视角研究仪式并不断地反思和检讨人类学家对“仪式”的解释力度。本文主要在回顾特纳仪式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它对少数教育的启示。


一、特纳的学术历程简介


特纳于1920528日生于苏格兰,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因受母亲的影响,特纳一生喜欢表演。1938-1941年在伦敦大学学习,中途因二战爆发不得不中断学业,但他从未中断学习。在图书馆偶尔接触到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岛人》和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Samoan Adult)两本书,从此他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9年师从人类学家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学习,1950-1954年间,特纳在导师的帮助下开始对恩丹布人(Ndembu)的社会组织进行深入研究,并完成博士论文《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与延续:恩丹布农村生活的延续》(Schism and Continuity in an African Society)1955年博士毕业。1967年出版了仪式研究的代表作《象征之林:恩丹布人仪式散论》(The Forest of Symbols);《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TheRitual Process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堪称为特纳仪式研究的经典之作;1974年出版的《戏剧、舞台与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行为》(DramaFields and MetaphorSymbolic Behavior of Human Society)被后人称之为仪式研究的巨作。[5](P.305-318)


二、特纳的仪式理论


以上提到了特纳研究仪式的三部经典著作,他的仪式理论也在不同作品中被详尽地阐释,以下简单介绍特纳的仪式理论:

()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

《象征之林:恩丹布人仪式散论》(以下简称《象征之林》)是特纳在仪式符号研究方面公认的经典之作,也是人类学界讨论“象征符号”和“仪式过程”时引用率最高的作品,它已经成为研究“仪式”无法回避的典型代表。[6]特纳的仪式理论也在此书中略显成熟,他一方面完善对恩丹布人的研究成果——《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和延续:一项关于恩丹布人村落生活的研究》;另一方面改变了人们以往研究“仪式”的方式,将仪式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深描”仪式的具体过程,深化了对仪式过程的解释。

特纳对“象征符号”的深入解读是他在仪式研究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它是仪式研究中最小、最基本的单位和组成部分,也承载着整个仪式过程所反映的象征意义。特纳将仪式的象征符号概括为三大特点:即意义的“浓缩性”、“两极性”和“符号的统一性”。如:特纳在研究恩丹布人的仪式中多次提到“奶树”,它就是恩丹布人各种仪式中的“象征符号”。之所以称之为“奶树”(穆迪,mudyi),是因为切开树皮后,就会流出白色的胶乳,甚至轻轻地划一下薄薄的树皮,就会有乳珠慢慢渗出,奶树流出的“乳胶”、“乳珠”和乳汁的颜色一样,所以,奶树是母性的代表,也可以表示和乳汁。以恩丹布人“成年礼”为例,奶树在女孩儿和男孩儿的成年仪式中具有完全不同的象征意义:现在的女孩儿是未来的母亲,所以奶树在女孩儿的成年仪式中主要是培养女孩儿具有母性气质,同时学习妇德妇道和社会传统;对于男孩儿而言,奶树是母性的象征,暗示着男孩儿与母亲的关系,母亲给予男孩儿生命,同时母亲的乳汁哺育男孩儿成长,接受“成年礼”仪式的男孩儿意味着即将离开母亲温暖的怀抱、脱离对母亲的依赖,以后将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个体、顶天立地的“男人”,双肩将承担家庭的重担,这一切反映出社会道德对男性独立性的规范要求。[7]颜色在恩丹布人的仪式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中白色、红色和黑色是三种最基本的主色调。同一种颜色,在不同的仪式中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如白色象征光明、积极、活跃;红色象征模棱两可,即有时表示好,有时表示坏;而黑色却象征着黑暗、消极、停滞,一般通过红色来表达出黑色的象征意义。

特纳把仪式放到社会环境和文化形态的语境中分析解读,象征符号被放到了一个序列中进行考察,象征和社会的进程建立了很强的互动性关联。在《象征之林》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阈限(liminal)阶段”,在特纳的仪式理论中,“阈限”是整个仪式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仪式的主体从一个结构过渡到另一个结构的中间阶段,和矛盾在这里汇集并爆发出来,呈现出一种混乱无序的失范状态。特纳通过反结构式的仪式表演,颠倒和打破固定的等级限制和社会区别,从而实现破裂-转折-调整-再整合的过程,他突破性地把仪式放在动态的社会结构中加以解读,超越了以往在静态中研究仪式的方式,他把整个仪式运作的社会背景看做是交融与结构的辩证统一,最终特纳运用“结构(structure)-反结构(anti-structure)-结构(structure)”完成了他完整的仪式研究过程。

()从“阈限与交融”到“结构与反结构”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以下简称《仪式过程》)是特纳研究仪式的经典作品之一。他成功地运用结构人类学、格式塔心理学、社会学的场域等理论,结合志的田野实践,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路线,对仪式中的象征符号、仪式过程等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与剖析。特纳在阿诺德·范·杰内普(Arnold van Gennep)对仪式提出的“分离-边缘-聚合”三段论定义的基础上,改进为“分离-阈限-再整合”。具体而言,“阈限”这个概念是特纳对杰内普论证“过渡礼仪”(或译为通过仪式)中提到的“阈限阶段”的承接运用,在杰内普设定的过渡仪式中,“分离”、“边缘”、“聚合”是三个最具标示性的阶段,其中的“边缘阶段”就是“阈限阶段”,“聚合阶段”就是“再整合阶段”。在他看来,整个仪式活动的焦点就是“阈限期”,“阈限”就是从事先预设好的角色中逃离出来,即围绕着仪式而展开,整个仪式过程可以分为:“阈限前(日常状态)-阈限期(仪式状态)-阈限后(日常状态)”三种不同的阶段。整个仪式过程被特纳总结为“结构(structure)-反结构(anti-structure)-结构(structure)”的过程。特纳认为: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群体,社会生活实际上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上与下、生与死、高与低、黑与白、富贵与贫困、健康与疾病、同质与异化、平等与失衡、结构与反结构等,在现实生活中,对立物常常同时存在,但在仪式过程中,对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可以暂时消除,彼此处于短暂的平等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重新建构或强化社会地位的差异结构。在“阈限阶段”,仪式的个体会出现主体特征的暂时缺失,如身份、地位、社会关系等会变得模糊不清,这种模棱两可的特征被各种象征途径在社会变迁中表现出来,得到了规范的仪式化处理。特纳认为:社会是一种辩证的过程,其中包含着结构和交融先后承继的各阶段。[8](P.93)“阈限”成了象征人类学仪式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它被看成是一场真实可见的“社会戏剧”,是人们运用“象征符号”展示“反结构”倾向的动态表演过程。也就是说,通过仪式中的“反结构”,从而强化了既定的社会结构与秩序,实际上,仪式就是“结构-反结构-结构”的过渡过程。

特纳认为社会就是在对立-结构--交融-和谐中循环往复地被展演,换言之,整个社会就是在差异对立的结构和统一和谐的交融中不断交替转换、循环发展的过程。《仪式过程》论证的重点就是对待矛盾危机和变迁整合时,社会成员通过各种不同的象征手段,在仪式过程中暂时性地脱离现有角色、打破固有结构,获得临时的、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责任。“交融”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行为模式与“结构”是相对的,在并列模式的人类社会进程中,社会的组织性、差异性、层级性始终得到体现和维系,人们被划定在固定的轨道上和圈子里。特纳认为“交融”就是社会中彼此关系的“超结构”(extra-structural)或“超越结构”(meta-structural)的特性。在交替模式的社会关系中,个体之间的差别暂时消失,社会的组织结构性变得模糊,“交融”颠倒了社会结构赋予的场域位置,重置了社会身份和社会坐标。(building)与栖居(dwelling)”,在铸造结构的过程中人类充满劳绩的喜悦,最终还是需要安静地栖居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9]

()“根范式”和“社会戏剧”

从涂尔干到维克多·特纳,大多数人类学家都研究仪式,他们把仪式看做是重新整合对立社群的工具,。在仪式过程中引起角色的转换、创造社会化情绪,最终将社会的强制性标准转换为个人的愿望,仪式被看做是一个可以灵活调整的戏剧框架。[10](P.92-93)特纳考察“社会戏剧”(socialdrama)是从他的著作《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与延续》中开始的。在实地田野中,特纳发现恩丹布的村落间常发生和摩擦,不同村落间结构性的经常会导致接连不断的事故发生,因此特纳称之为“社会戏剧”——它是一个看似孤立,但又相互依存、彼此联系的互动网络。特纳笔下的恩丹布人,在每天的社会日常交往中充满矛盾,你与我、敌与友、远与近、亲与疏、深与浅、真与假、善与恶等都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被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实际上,恩丹布人对于命运的无助感和希腊戏剧的历史背景极其相似。

《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以下简称《戏剧、场景及隐喻》)着重从象征人类学的范式角度阐释有关象征性行为和象征性符号的概念术语,例如“社会戏剧”、“过渡仪式”、“共同体”、“转移”、“公共域”、“过程化”等概念。这本书主要分析了两个关键概念——“根范式”和“社会戏剧”。事实上,根范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属于存在的范畴,已经超越了认知和道德领域,它常出现在间接的暗示、含蓄以及隐喻之下。[11](P.62)另外,特纳使用“社会戏剧”这一概念来描述隐藏在社会中的社会行为,是场景的构成单元,它发生在仪式环节中,反映出社会的变革和延续,具有明显的阈限特征。特纳发明了“戏剧就是法律”的命题:特纳发现戏剧实际上是介于巫术与宗教之间,它主要以表演的方式呈现出社会生活中的集体感,其功能和作用如同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目的在于克服社会矛盾、加强社会平衡。[12](P.128)


特纳著;黄剑波,柳博赟译:《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三、特纳的仪式理论对少数教育的启示


基于以上对特纳仪式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少数的传统仪式有助于建构良性的“文化认同”、维系认同感、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文化和精神等,同时,也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少数的传统仪式有助于建构良性的“文化认同”、维系认同感

特纳采用了马克斯·格拉克曼提出的“社会”理论来研究仪式,他关注社会结构中的裂变和,同时关注的解决。格拉克曼认为:社会拥有解决和对立的内在机制,所以它基本趋于平衡。和平衡是社会发展的两大主旋律,同时,社会和平衡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仪式过程中戏剧化的具体表现。仪式夸大了社会规则的自相矛盾,同时,通过象征符号的表演传递给人们一个概念,即尽管社会充满矛盾,但还是趋于和谐统一。[13](P.388-389)实际上,社会的内部群体之间有裂变-联盟-重新组合的功能,最终达到涂尔干(mile Durkheim)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所认同的仪式具有整合社会现象、增强集体情绪的作用。[14](P.2)文化认同并非社会制度的内容,它是个体所赋有的,建立在特定群体社会认同的基础之上。[15](P.25)如:在学校场域中,运动会的开幕式,每个班级都有与众不同的入场仪式,“口号”、“手势”、“班旗”等都是每个班级的“象征符号”,同学们在相互竞争中建立强烈的“班级认同”;校级比赛中的“校徽”、“校旗”、“校服”等也是维系学生“学校认同”的“象征符号”;国际比赛通过简单的“国歌”、“国旗”、“国徽”等建构“国家认同”。

在少数教育中,可以通过传统仪式来建构良性的“文化认同”、维系认同感,仪式不仅仅是仪式,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教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仪式中的教育主体作为文化资本的占有者、参与者、体验者,承载着教育根本的意义和价值。在我们熟悉的节日里,“服装”、“语言”、“美食”、“艺术”等是同胞们建立“认同”的象征符号:如邓桦通过对云南文山蓝靛瑶“度戒”仪式教育的深入研究,揭示出瑶族的“度戒”仪式是维系认同的重要方式。历史上的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在长期的流动迁移中通过本独特的教育方式——“度戒”来保持自己原有的生命活力,在社会变迁和时代发展背景下,瑶族并没有因为不断的迁居而分散解体,反而保持了该自身鲜活的特色,通过“度戒”仪式教育维系了族群成员强烈的认同感。[16]

特纳笔下的“社会戏剧”——看似是一个孤立但又相互依存、彼此联系的互动网络。无论被研究的社会大与小、简单与复杂,我们都可以用“社会戏剧”的概念对它进行深入剖析。仪式也可以称之为“象征模式”或“社会表象”,因为它是整个社会秩序和的象征性表述。[17](P.24)“度戒仪式”淋漓尽致地描绘出“社会戏剧”场景,同时,“度戒仪式”也是一个完整的“教育过程”,它有效地运用了特纳笔下的“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把个体的生命历程紧密结合起来,在赋予其“交化内涵”以“生命意义”的同时,也在生命历程的特殊时刻深深打上了“文化烙印”。在生命个体逐步走向成熟,以一种独特的教育形式帮助受戒者获得了不同身份的定位,在传承文化、维系认同感的同时实现了自我完善的“个体社会化”过程。“度戒仪式”就是“阈限阶段”,根据特纳的仪式理论可以把仪式过程分为阈限前(日常状态)-阈限期(仪式状态)-阈限后(日常状态)三种不同的阶段。整个仪式过程也符合特纳笔下的“结构(structure)-反结构(anti-structure)-结构(structure)”的过程。

()少数的传统仪式有助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仪式是一种圣化的行动,通过它产生真实的宗教信念,它把生活中的世界和理想中的世界紧密联结起来,使之成为同一个世界。[18]玛丽·道格拉斯(Dame Mary Douglas)注重从象征层面对社会秩序问题进行静态的结构性分析,而特纳强调从动态和的角度理解社会变迁和发展以及仪式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他注重仪式研究中的辩证关系,如理性与激情、系统与过程、结构与反结构等。在《仪式过程》一书中,特纳从《阈限与交融》章节开始探究仪式过程中阈限阶段的社会属性(而非象征属性)。特纳通过具体翔实的第一手田野数据论证了仪式在恩丹布部落群体中的地位,揭开了人们头脑中关于信仰和仪式行为系统的神秘面纱,详尽诠释了自己的田野经历,拓展了“阈限”与“交融”的概念,发展了传统的结构主义。黄雪梅对云南大理白族祖先崇拜中的孝道化育机制研究表明:大理白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文化传承机制,能有效发挥“文化”的教育功能;文化可以育人,教育应该用文化促进人的和谐发展,而建立在“化”和“诚”基础上的“化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19]作者运用特纳笔下的“阈限”和“交融”的概念对云南大理白族祖先崇拜的仪式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将人类的文化类型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指晚辈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指长辈和晚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后喻文化则是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20](P.27)在前喻文化类型中,长辈通过一种特殊的文化传递方式给晚辈教授生存的技能和对生活的理解,以维系整个文化的连绵不断。每一代长者都会无私地将自己的生活经验传给下一代。孝道可看作前喻文化的一种,它是家庭伦理关系和社会人际关系的调和剂。孝道本身起源于实际生活,但是在“现代性”的强烈冲击下,传统的“孝道”根基受到了一定的重创。在大理白族祖先崇拜的过程中,每一个动作的习得和仪式的传承基本是通过生活中榜样的“言传身教”实现的。实际上,我们今天提倡的“道德教育”不可能偏离人的实际生活,偏离人所处的生存环境,脱离生活的教育是空洞的教育,对少数的教育应该从他们的实际生活和生存环境为起点。教育人类学关注人的发展与教育的关系、人的发展与文化的联系以及人发展的多样可能性,人不仅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终点。人通过符号创造了文化,符号使自然世界变成了文化世界,人再通过接受教育从“自然人”变为“文化人”。换句话说,少数传统仪式有助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不但促进人的发展,而且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少数的传统仪式有助于文化和精神的传承

特纳受到功能主义的影响,采用“社会自动平衡模式”来分析问题。他提出了“公共域”的概念来解释阈限阶段的特征。他认为:“公共域”具有平等性、边缘性、从属性和阈限性等特点,它处于社会结构里“非结构”状态中模棱两可的界域,从而,正式的个体等级会发生完全的颠倒。特纳在对恩丹布部落的社会仪式进行深描的阐释中,提炼出“阈限”、“交融”、“结构”、“反结构”、“社会戏剧”等概念,重视对仪式中“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的深入分析,由此发掘其文化的特殊性。以往研究仪式的人类学家常使用静态的文化和结构分析框架来考察象征符号,因为他们大多采用单向度的“本土解释”,缺少社会关系中的历时变化过程。而特纳却尝试性地在主客位分析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也就是说,人类学家在研究仪式的过程中,应该不带任何偏见,站在外围观察仪式及仪式中的被研究者们,这样就会对仪式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即除了仪式表面的“象征符号”外,人类学家可以透过“象征意义”的有效建构,来理解本土社会的深层意涵。[21](P.11)吴晓蓉对摩梭人成年礼的研究表明:个体通过“成年礼”仪式,实现了从小到大、从未成年人向成年人、从懵懂向成熟、从家庭向氏族、从个体向群体、从个人向社会的真正转化。通过少数的传统仪式使未成年人实现自主学习、勇于担当,培养年轻人的责任意识。[22]

“象征符号”本身是人主观意愿的创造物,即符号与它所指代的事物事件之间不具备必然联系,它们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一种“功能性的价值”。[1](P.41)摩梭人借助这些“象征符号”和仪式中的“象征意义”成功地实现了对成年者的培养与塑造:行礼时,成年者依据性别分别站在男柱和女柱旁,寓意其成年,和支撑母屋的柱子一样成为家中的顶梁柱,共同承担起家中的一切事务。“柱子”是“象征符号”,而“责任”是“象征意义”。作为意指性符号,其功能在于暗示行礼者要意识到成人之后自己的责权,暗示主体今后该有的价值取向与主体意识,最终目的直指家族兴盛和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同时,仪式过程也是阈限前(日常状态)-阈限期(仪式状态)-阈限后(日常状态)的过程,即“结构-反结构-结构”的过程,通过仪式过程的不断演进,实现了“责任的转化”。实际上,通过仪式所实现的“转化”过程就是文化和精神的传承过程。


四、结语


我们都清晰地记得:201593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中国庄严地向世界宣告——“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无论是现场参加展演的每一位士兵,还是观看仪式的每一位观众,都不会忘记精彩的一幕:70发礼炮的鸣响、67个步兵方队、空中战机排列的“70”字样、7万只和平鸽、。我们亲身体验了特纳笔下的“阈限前(日常状态)-阈限期(仪式状态)-阈限后(日常状态)”角色转变,这一过渡过程就是“结构(structure)-反结构(anti-structure)-结构(structure)”的过程。

实际上,网络和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教育需要仪式,时代变迁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教育更离不开仪式。人们把仪式或仪式把人们引进到了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人的一生都是在仪式中度过的,仪式中的教育是需要践行的,我们应当用身心去体会仪式的文化内涵和仪式背后的象征意义。仪式不但可以促进人的发展、构建良好的“文化认同”、增强集体凝聚力,而且有助于维系认同感、传承优秀文化、弘扬精神。总之,教育需要仪式,教育离不开仪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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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育研究》(京)2016年第20164期 :2016年11期。

 



恩丹布人:也被记录为安登布人(Andembu)、班登布人(Bandembu),又被称为南部隆达人(Southern Lunda),又译恩登布人。转引自王建民.维克多·特纳与象征符号和仪式过程研究——写在《象征之林》中文版出版之际[J].中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5-9.

女柱为树根部分,男柱为树梢部分。“柱子”本是一个木头实体,该实体和房屋浑然一体,起着支撑房屋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柱子的支撑,房屋势必存在倒塌的危险。在摩梭人的符号系统中,人们对其的理解自然超不过柱子本身的功能,但在其意义上已有所引申。人们借其系同一棵树的上下两截和支撑房屋的作用象征家族中男女系同根所生,同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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