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家族企业面临着如何在保持现有优势基础上探索新的创业机会的挑战，为回答这一问题，一场以“战略创业与家族企业持续成长”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适时于杭州召开。本届年会围绕着家族企业非经济目标的内涵和影响、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创业环境与家族企业关系等几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这些研讨表现出了理论视角收敛、研究方法多样和研究水平提高等特点，研讨会为增进对中国家族企业战略创业的认识、发展中国情景的家族企业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战略创业 家族企业 非经济目标 创业环境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给我国民营企业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同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新浪潮蓬勃兴起又给家族制为主的民营企业提供了创业和转型机遇。家族企业必须在充分利用现有优势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发展机会，把增长的动力更多转向以创新、创业能力为核心的动态能力上，以适应新常态的竞争要求。在此背景下，一场以“战略创业与家族企业持续成长”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创业与家族企业国际研讨会于2015年11月4日~5日在杭州浙江大学召开。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院校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并做了深度思想交流。本次会议共收到海内外学者提交的70余篇学术论文，13位嘉宾做了主题演讲，这些研究围绕战略创业这个主题在家族企业创业、家族涉入和企业治理、制度环境与企业行为等几个领域展开广泛的学术讨论，充分反映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家族企业战略创业现状的观察和理论探索成果。
随着家族企业研究学术共同体的逐渐形成，中国研究者解释家族企业实践和建构家族企业理论的能力也随之提高。作为一个交流平台，经过11年的发展，本届会议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和研究动态。一是社会情感财富视角越来越成为一种主流视角，学者们关注社会情感财富本身的内涵以及控股家族追求这种情感财富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二是研究方法从以往清一色的大样本实证分析转变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平分秋色，本届年会还专设了案例研究分论坛；三是从模仿和学习国外家族企业研究为主，发展到越来越关注中国特色话题，特别是转型制度环境下的中国家族企业战略创业研究大量出现。同时，从本届分论坛议程中可以发现，中国学者与国际学者合作的英文文章比重明显增加，中国家族企业研究的国际化水平正在快速提高，我们不仅可以预期越来越多的中国家族企业研究者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发表更具分量的学术论文，还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符合中国情境的家族企业管理理论出现在家族企业学科体系中。下面将结合本次会议的主要研究领域介绍这几个会议特色。
（一）探索以家族为中心的非经济目标的本质和影响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和浙江大学方太讲座教授Jess H. Chua在主题演讲中特别指出了结果与绩效的差异，绩效（Performance）是目标实现的标志，结果（Outcome）本身并不是绩效，除非它能够根据目标实现的程度进行评价，研究者如果不了解家族企业的目标，那么以往所有实证检验中讨论的“绩效”都只是“结果”而已。因此，“什么是家族企业目标、为何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目标存有差异、家族成员的个体目标如何成为家族企业的集体目标”，这些问题对于家族企业研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社会情感财富视角（Socioemotional Wealth，简称SEW）需要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问题。
虽然SEW视角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它对家族企业非经济目标首要性的强调及其理论逻辑使得这一视角显示出越来越大的生命力。鉴于华人家族企业经营的特点（雷丁，1993），非经济目标在华人家族企业的战略实践中将会有更加特殊的作用。本届会议的一个特色就是众多学者采纳该视角解释中国家族企业的实践。上海财经大学的吕斐斐等通过深度访谈的定性研究方法构建并测量了包括经济和非经济家族目标的“家族抱负”（Family Aspiration）构念，直接解构了SEW视角，为后续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其他学者利用社会情感为研究视角的还有：汕头大学的梁强和邹立凯等关注的家族企业慈善、宋丽红等关注的社会责任，上海财经大学贺小刚和张远飞等探索家族控制与企业合作行为，福州大学吴炳德等关注的家族创业行为及其变异性，浙江大学窦军生和王宁讨论的多元化战略等等。这些研究覆盖了本届年会1/3以上的议题，显示出这一理论视角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虽然非经济目标成为家族企业研究的新热点（Chrisman，Chua，Pearson & Barnett，2012），中国学者也基本上与国际同步开展了相同主题的研究，但国内学者对SEW视角基本上还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未能像国外学者如Chua、Chrisman和De Massis（2015）、Schulze和Kellermanns（2015）、Miller和Le Breton-Miller（2014）等能够开展批判性研究。Jess H.Chua建议研究者们应该更多开展定性研究，深入剖析家族企业的个案，才能对这一理论和中国家族企业的特殊性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二）战略创业与持续成长成为研究焦点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新常态下的时代强音，学者们对家族企业战略行为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探讨。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分校的Sanjay Goel教授先从定义角度谈了对家族企业创业的看法，他认为家族企业创业研究应该区分企业中的探索性和利用性行为，并用双元性（Ambidexterity）视角分析了芬兰一家历经五代传承的家族企业案例。
浙江大学陈凌教授主要关注中国家族企业的健康和成长，他首先简要回顾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历史和面临的挑战，接着对中国家族企业家、家族和企业进行了三位一体的健康“体检”，发现中国家族企业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但与新加坡同行相比仍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的康荣平研究员分享了他以长时期案例观察法所总结的海外华人跨国公司的成长史（1918~2008）研究成果，并分析了近期海外华商集团的行业分布和技术发展趋势。中山大学李新春教授发表了互联网如何改变传统家族企业的主题演讲，他分析了互联网对家族企业传统优势的销蚀，比较了涉入互联网行业的家族企业与没有涉入互联网的家族企业各项经济指标的差别，强调了传统家族企业以长期愿景、开放合作等姿态融入互联网创业浪潮的重要性。
慈善活动对树立企业和家族的声望、维护良好的政商关系和积累创业资本具有重要影响，慈善捐赠是本届年会的一个热门话题。汕头大学的宋丽红和梁强等发现，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在捐赠数量的表现可能没有显著差异，且家族所有权越高则企业捐赠越多。厦门大学的潘越、翁若宇和戴亦一发现二代家族成员继任CEO的企业更热衷于企业慈善捐赠，而且交接班次年捐赠水平提升尤为显著，但这种现象在继任者为职业经理人或者家族一代成员时并不明显。中山大学的朱沆等发现，慈善捐赠并不总是产生正面影响，由于露富效应，中小私营企业的慈善捐赠额对下一年度规费营收比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企业家及其家族的持股比例和政府的行政管理水平可以削弱上述效应。
家族控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创业和创新行为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吴炳德等研究发现，如果家族掌握了企业的关键决策，那么企业创业导向就会降低，良好的家族关系有助于缓解这种负面效应。朱沆、刘舒颖等发现上市公司中，资本市场的压力能够约束家族追求保有SEW的行为，因此成熟的资本市场有助于控制家族做出兼顾企业成长和家族利益的决策。贺小刚、连燕玲等汇报了他们对困境中家族企业的创新行为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财务困境与创新投入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期望落差状态下的企业具有持续创新的可能性，组织下滑导致了企业的冒险创新行为，。浙江大学的窦军生等指出，家族涉入降低了企业多元化的发展水平。、叶文平等发现接班的子女教育程度越高越不会采取多元化战略。浙江财经学院的金一禾和汪祥耀认为，二代参与企业管理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浙江大学的王丹指出，当子女感知到父母的创业回报，子女的创业意图提升。
多样化的研究成果为全面刻画中国家族企业在新常态下的战略创业提供了有洞见的知识模块，但战略创业强调家族企业要在利用和扩大现有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同时追求新的创业机会，与严格的学术定义相比，现有研究大多只是集中于其中的单个方面而没有同时考虑另一方面，这可能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机会。
（三）创业环境及家族企业行为反应
环境动态性是战略创业的一个基本特点，当下中国创业环境的动态性显得尤为突出。一方面，整体环境正处于向市场化、法治化转型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危机余波未了，以上因素使中国家族企业面临极为复杂的市场环境。由于创业环境是多维的，、经济制度和社会规范，也包括中观的行业环境和微观的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多维多变的创业环境是家族企业研究无法忽视的研究情境。创业环境为创业者提供了基本的创业激励制度，深刻地影响着企业家创业活动的属性，同时，创业环境也塑造了家族企业的行为模式和有效的市场竞争战略。已有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家族企业具有不同的价值和行为模式（Luo and Chung，2013；Peng and Jiang，2010），因此，创业环境与家族企业的关系研究一直是本学术论坛的研究热点，在本届年会上，学者们从制度环境、政商关系和社会网络等角度探讨了创业、家族企业创业与环境的关系。
宏观环境对创业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一些学者详细探讨了制度环境与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浙江大学的陈士慧等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宏观制度变迁是女性创业者崛起的主要条件，男女平等和创业合法化等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条件。中山大学的李新春和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的何轩发现，腐败的制度环境抑制了生产性活动投入的意愿，提升了对非生产性活动投入的偏好，短期内非生产性活动提升了企业财务绩效，生产性活动抑制了财务绩效的提升，这体现了腐败对创业资源的扭曲性配置作用，但市场化改革能够有效纠正以上两种倾向。李新春教授等对过去十年创业绩效的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创业绩效的贡献率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而社会网络的贡献率则表现出逐期递减的变化趋势。上海财经大学的邓浩等也发现了腐败、产权空隙和政府管制与企业短期财务绩效的正向关系，但这种短期效应以创新能力等企业家资源的损耗为代价。上海财经大学的贺小刚等从另外一个角度提供了类似的看法，，但在财富前景看糟的情景下，，而在财富前景看好的情景下则具有资源禀赋效应，企业家所感知到的财富前景显著地影响到其才能配置方向，在财富前景非常看好或者非常看糟的情况下，企业家倾向于放弃创新活动，选择寻租性活动的动机增强。
中国法治化的基础还较为薄弱，创业者和企业的行为仍广受地方党政官员的影响，创业精神和财富配置是这种影响的直接表现。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的何轩等发现，，，，这一抑制作用会显著减弱，省委书记任期对家族企业财富集中度的影响是U型关系。上海财经大学的朱丽娜等指出，，这种作用因新任官员的籍贯和年龄不同而有所差异，新任官员为本地籍贯时并未利于地区创业，而新任官员的年龄和地区创业之间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
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家族企业通常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华东师范大学的连燕玲等发现，在弱制度环境中，企业主因为企业上市而暴富后往往通过慈善捐赠等桥接战略建立与利益相关者的正面关系，同时采取降低财务透明度的缓冲战略来减少出名的影响，当发生高管败德行为时，监督和惩罚机制的改善在修复企业合法性和后续运作绩效方面起到显著的作用。中山大学的朱沆等发现，在香港等成熟市场，家族企业通过切割、象征性管理和实质性退让等方式平衡外部市场压力和追求家族目标的冲突。广州财经大学的陈建林发现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商会联系可以提高家族控股股东增持股票的意愿，商会联系强度越大，家族控股股东增持股票的意愿越强，但是，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上述关系并不显著。南京财经大学的姚清铁的长时期历史案例研究证实，在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巨大的市场不确定性和较低的社会分工水平，家族企业采取集团化运营手段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北京师范大学的郑飞虎的案例研究也发现，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企业家精神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自从鲍莫尔提出创业制度与创业资源配置的关系命题后（Baumol，1996），制度环境与创业关系的研究就成了一个深受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关注的课题。由于转型国家制度环境的剧变特性，两者关系的研究就显得更具理论和现实价值，本届年会的研究为中国家族企业战略创业与环境关系的讨论增添了富有政策价值和理论启发的学术观点。
（四）传承教育与创业精神培养
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需要重视家族股权信托，香港中文大学的范博宏教授在主题演讲中指出，国内外的家族企业传承普遍存在“财富耗散”的效应，资产下滑幅度可达60%，家族资产可以依靠信托契约进行法律上的转移，保证收益分配权、资产管理权和决策权的交接、界定转让权的时限，鼓励家族成员围绕信托控股设计规划公司和家族的治理，逐步推进职业化进程，对于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家族来说，通过量身定制的复杂信托，不仅可以保障有形财富，更能保证良好的家族关系这种无形财富。
重视培养家族后代识别和开发机会的能力，可以帮助家族企业打破路径依赖的约束，推行新的战略举措，实现企业更新和成长。当家族后代具有信息储备和认知优势，能够先于其他人掌握某些特定信息（如新技术、市场需求的变化等）时，家族企业就更容易发现创业机会，并利用相关资源开发机会。因此，培养高素质的家族后代，是家族企业开展战略创业和持续成长的必然要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李秀娟教授分享了关于传承议题的研究，她在主题报告中指出，传承不是学校教育问题，更重要的是家庭教育问题，如何言传身教和灌输正确的家族价值观，是家族企业传承的“基本功”，家族里彼此的相处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代的接班意愿，家族凝聚力和适应力对接班意愿和接班后的组织承诺皆有影响，因此家族价值观、家族和谐关系是家族企业家业常青的基因。鉴于当前中国家族企业教育系统的不足，陈凌教授在主题演讲中呼呼学术界与业界合作，携手为中国家族企业的健康发展共建教育体系。
明尼苏达大学的Sanjay Goel教授为学者们提供了传承与创业关系研究的建议，他认为，对于那些多代传承的家族企业，研究者需要关注那些特殊“压力点”上家族企业的行为，比如传承期、传承计划实施期、非家族成员进入高管层等时点，观察在那些特定节点上，领导者如何选择机会，如何兼顾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广东工业大学的奚菁、罗洁婷、张珊珊等用扎根理论研究了接班人身份的形成过程发现，越详细的传承计划越有利于提升子女接班的意愿。浙江大学巩键的案例研究厚描了新希望的混合制传承模式，展现了创始人刘永好如何通过10余年的悉心规划，一步步让女儿刘畅对接班从抗拒转变为欣然接纳的过程。浙江大学的傅颖以二代自幼受到的家庭教育和价值观和思想行为的影响为例，探究家族企业中的“家”的构念对创业者和企业的涵义。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朱建安从基因演化的生物视角，探讨山西某家族豪门二代在父辈去世后束甲相攻争夺控制权的故事，揭示了家族治理的重要性。华南师范大学的周孜正以荣德生、钱孙卿等无锡家族的“中国式实践”及其家族传承历史为例，提出了中国传统家族治理智慧能为中国家族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本土性、民族性的思想支持，帮助企业树立正确目标和发展信心，以达到融汇中西、重识自我、超越现在之目的。
传承与家族企业创业、成长的关系一直是家族企业研究的核心话题，由于大量中国家族企业正处于第一代向第二代传承的历史时期，加上剧变的国内外环境，传承发展的话题近年来又成为本届学术论坛的焦点。本届年会上，该话题研究大多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具体个案进行厚描，为读者展示了生动有趣又不失理论深度的中国传承实践图景。
（五）会议小结
过去10年，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基本问题，第一，中国家族企业是否优于非家族企业；第二，中国家族企业哪些因素和特质导致这一优势的形成；第三，中国家族企业具有哪些特征。在进一步深化这几个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本届年会确立了战略创业与家族企业持续成长这一时代主题，为各界人士认识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现状和挑战提供了既有深度理论分析又有详细案例数据的剖面图。不管是从研究议题的设定、研究水平的提升，还是对中国特色问题的关注，本届年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创业与家族企业国际研讨会迄今已经举办十一届，每一届年会的主题和交流效果都呼应了社会对家族企业的关注和质询，随着社会关注问题的转变以及中国家族企业战略创业研究范式的转变，未来的年会将会更多关注传承计划、家族动态等产学两界都聚焦的问题。随着研究者们研究视角的情景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创业与家族企业国际研讨会将为中国家族企业的实践提供越来越有价值的理论指导，也将为国际家族企业研究共同体提供越来越多中国情景理论。
（作者单位：陈凌、陈士慧，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吴炳德，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责任编辑：尚增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