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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精细化与范式创新:2016年新媒体研究的特点与进路(上)

谭天论道 2020-05-21 16:17:12

摘要
      2016年的新媒体研究,一方面与技术同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的热点同步呈现为研究的热门领域,引领新媒体研究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整体呈现出多元化与精细化的特点,或针对某一热点问题采取不同研究路径与研究取向,或基于某一具体问题和具体案例展开深入挖掘,力求以严谨的方法对新媒体现象做出精确而细致的描述。此外,“万物皆媒”的泛媒时代的来临、媒介的泛化,不仅为新媒体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更带来了对既有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冲击。于是,在“技术”这个关键词之下,学人们在诸多层面展开反思,并期冀以此带来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和突破,乃至推动整个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
新媒体研究、泛媒化、范式创新


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新媒体技术的飞速演进,以及由此带来的媒介生态的巨变,“新媒体”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不仅持续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甚至已然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显学。新媒体研究,也正是在不断的技术变迁中,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驱动下,逐渐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

2016年的新媒体研究,一方面与技术同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的热点同步呈现为研究的热门领域,引领新媒体研究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整体呈现出多元化与精细化的特点,或针对某一热点问题采取不同研究路径与研究取向,或基于某一具体问题和具体案例展开深入挖掘,力求以严谨的方法对新媒体现象做出精确而细致的描述。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万物皆媒”的泛媒时代的来临、媒介的泛化不仅为新媒体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更带来了对既有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冲击。于是,在“技术”这个关键词之下,学人们在诸多层面展开反思,并期冀以此带来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和突破,乃至推动整个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一、多种进路推动新媒体研究多元化


新媒体技术构成了现代传媒发展的基础环境,这也使得新媒体研究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认识和理解新媒体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践价值,更是认识人类社会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社会演变的关键”。2016年的新媒体研究,在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实践的自然引领下,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从基础问题到前沿问题,学者们从各自的兴趣出发,从多种进路共同推动着新媒体研究的丰富与逐步深入。

(一)宏观研究描绘中国新媒体景观与趋向
对新媒体发展业态与趋势的宏观研究,在2016年出版的与传媒业相关的蓝皮书中集中地体现出来。

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持编写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6)》总结了2015年中国网络新媒体发展的六大态势,包括:网络新闻资讯业的转型与移动互联的崛起,网络视频业在高速发展中渐成格局,社交媒体市场巨大但赢利模式仍不清晰,视频直播掀起投资热潮,自媒体从小打小闹拐进融资快车道,IP概念被中国重新定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持编写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6)》对2015年中国新媒体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指出,新媒体进一步深度嵌入我国社会经济和民生生活,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互联网平台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互联网+”成为媒体深化融合的新引擎,网络舆论影响政府决策和中国政治进程,中国新媒体战略传播力量在全球传播变局中凸显。新媒体连接多行业多领域发展,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新阶段的关键因素。各种新技术、新理念、新形态、新模式的竞相呈现,推动中国成为网络强国。

人民网研究院主持编写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6)》则侧重移动互联网发展状态与趋势的研究。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在稳健发展的同时,呈现明显转折迹象,主要发展指标趋缓,规模化增长到达临界点,总体趋势为:从高速发展转向稳健发展,从粗放扩张转向深耕细作,从业务改造转向模式创新,从要素整合转向平台融合。

此外,闵大洪的《中国网络媒体20年(1994—2014)》一书,以翔实的资料,对中国网络媒体诞生以来的20年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记录了中国新媒体发展的关键节点与事件,描绘出中国新媒体演进的多重轨迹。

研究者也在逐渐形成对未来传媒业发展趋向的判断。喻国明等人认为,未来的媒体将出现以下趋势:虚拟与真实的渗透融合,人们将“深度沉浸”于媒介之中,在现实和虚拟之间自由穿梭,甚至无法明确区分现实和虚拟的界限;嵌套式平台成为媒介共生新形态;媒介组织很难再保持带有事业单位性质的独立形态特征,而被迫转变为庞大移动互联产业当中的重要一环,提供用户所需要的媒介产品和媒介服务。

彭兰提出,未来媒体将出现“智媒化”趋向。“智媒化”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自我进化。智能技术与新闻生产的结合,将带来个性化新闻、机器新闻写作、传感器新闻、临场化新闻以及分布式新闻等新的新闻生产模式。未来的传媒业生态也将在用户系统、新闻生产系统、新闻分发系统、信息终端等方面实现无边界重构。

张志安则提出了新新闻生态系统的说法,并指出,在这样的新生态系统中会出现如下趋势:大型企业将在变局中获胜,非营利性新闻业兴起,新的新闻加工方式出现,传播权力向受众转移。
 
(二)基本概念再梳理带来新的认识维度
概念不仅是我们思维的基础工具,也往往成为学术论争的焦点。2016年,诸多学人在研究中对新媒体的一系列基本概念进行重新界定,一方面试图厘清伴随时间的推进而发生演变、且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亦会产生变化的新媒体概念或概念网络,并由此形成新的认识维度,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对这些关键概念的新的阐释过程,来考察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与文化所发生的关键变迁。

胡泳等通过对从主权到“网络主权”的概念发展史考察,认为网络主权是一个涉及到互联网治理的关键概念,不仅存在于国际关系的流动之中,更指向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而对于互联网治理中“国家主权模式”和“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对立,最好的方式是让国家政府与公民、企业加强协商,以便协调和整合各自的不同,积极促进公民社会和企业在全球治理、合作与沟通中发挥作用。


方兴东等对“网络治理”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发展到今天,由于互联网以及互联网影响的复杂性,网络治理应该从相对包容和广义的角度来重新定义。传统意义的政府主导的互联网管理,和政府不占主导地位的多利益相关方的社会化网络治理,两者应该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就是说,通常意义的网络治理应该是广义的包括了政府主导的管理和非政府主导的社会化治理两大部分。

董天策围绕“网络群体性事件”及相关概念展开梳理与分析,认为大多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并非社会危机,而是具有积极作用的网络公共事件。然而,网络公共事件难以涵盖所有的网络集群行为与网络集体行动,因此必须建立开放多元的概念群,才能有效概括错综复杂的研究对象,并且从网络公共领域、网络与集体行动、网络与社会运动等多元的理论视域与研究领域出发开展研究,才能推动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切实进步。

2016年8月,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专刊《网络空间研究》问世,该刊为双月刊,是我国少数聚焦网络空间研究的学术期刊。这一专刊的面世,是管理者与研究者对网络空间概念认识的不断升级、相关研究不断升温的一个结果。
 
(三)经典问题研究开掘新的解释框架
网民、网络社区、网络文化、互联网的社会影响、网络时代的个人权利等一些新媒体研究的“老”问题或者说经典问题在2016年得到持续关注。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研究并不是对前人的简单重复,而是开掘出了一些新的研究和解释框架。

喻国明、马慧指出,互联网发展到今天,不仅是一种传播媒介、传播渠道或平台,而且是可以与物质、能量相提并论的生产要素,是重新构造世界的结构性力量。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极大地激活了个体及其嵌入的关系网络资源,从社会的“底部”改变了赋权模式与权力格局——关系赋权作为一种迅速崛起的新范式,为少数群体、边缘群体和能力丧失者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创造了条件。

胡泳认为,数字文化中充满了挑战,互联网正在走向一个建立新的“大宪章”的时刻,其主题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自由与控制的关系,即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安全;二是如何建立数字信任;三是数字社会的成熟化必然要求填平数字鸿沟与提高网络素养。

彭兰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用户是以节点化方式在网络中存在。节点化的用户是传播的基础单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构建个人化传播中心,这样一个传播网络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网络连接的基本单元,同时还是内容——社交——服务的融合单元以及资源的贡献单元。

逯义峰、杨伯溆认为,新媒体时代,新媒介即新社区,社区居民即网络化的个人。网络化个人主义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秩序,既不同于基于科层官僚制下的宏大社会体系,也不同于基于家庭或邻里的紧密联结的传统社群结构,而是以社会网络的形式呈现的。

沈阳等关注“意见领袖”在不同网络社区之间的迁移行为,认为网络意见领袖在不同社区平台的迁移,不仅反映了用户对网络社区的选择倾向,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新兴媒介的发展趋向。研究发现,技术驱动、舆论关注、信息红利、圈群认同、可用性感知是影响意见领袖向未来新社区迁移的重要变量。

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兴盛,以及社交网络、即时通讯和在线支付等渐趋融合,通过数据整合与信息加总,就可以很容易的再现一个人生活的轨迹和全景,个人隐私似乎已无所遁形。于是,个人信息的安全和隐私的保护愈发成为一个人们关注和担忧的社会问题。

薛可等人注意到了人们在社交媒体的使用中既关切隐私问题、又热衷于分享隐密的个人信息的“隐私悖论”现象。并以隐私计算理论为基础,不仅证实我国社会化媒体中存在着较明显和直观的隐私悖论现象,还发现:感知风险正向影响隐私关注,负向影响自我表露;感知价值正向影响自我表露,负向影响隐私关注;边界管理是一个在隐私悖论现象中起调节效应的变量,它可以显著缓和隐私悖论。


 “被遗忘权”既是一个大数据时代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法律概念,同时也是一项正在被建构却又颇具争议的个人信息权利。李涵在梳理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提示我们一是要做好“被遗忘权”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平衡,二是要对“被遗忘权”中的特殊人群:未成年人、公众人物、罪犯与恐怖分子,以进行区别对待。李艺认为应当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界定被遗忘权的内涵、行使条件;明确被遗忘权与知情权、新闻自由和表达自由权的关系,并妥善考虑该项权利的限制性规则。

网络社会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更新使得语言处于比任何历史时期都要敏感的动态变化之中。曹进等人借助模因理论分析了网络语言的传播力,其研究表明,社会语用类模因、表情符号类模因、谐音类模因、缩略类模因这四类网络语言模因符号是网络语言生产、演变和传播的主要力量。不同于以往学界对网络流行语宏观社会意义的关注,周俊力图从微观层面考察其传播机制,发现网络流行语存在三条有力传播的微观路径:当事人自主创造的、以戏谑方式呈现且被纳入官方话语场的流行语;在政治事件中由大众戏谑调侃某种不满情绪和诉求的流行语;在政治事件中大众杜撰表达不满情绪且进入官方话语场的流行。
在“信息传播技术与发展”这一经典的发展研究视角下,新媒体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依然是研究的热点。

何晶等关注互联网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人口结构性因素和互联网使用情况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卢春天等关注城乡地理空间背景下,不同传播类型信息对农村青年参与公共事务所发挥直接与间接的影响。潘曙雅则发现,网络社区的参与度对老年人的人际网络、社会认同感、以及获取社会支持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四)社会化媒体研究持续拓展
“社会化”不仅已成为新媒体的一大主要发展趋势,而且已有充分的数据和事实表明,社交媒体正在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最主要渠道。因此,在当下主流的互联网应用或多或少都具有社会化媒体属性的情况下,关于社会化媒体的研究也就具有了丰富的研究内容和多维的研究面向。

杨洸通过对“广州区伯嫖娼事件”微博发帖和跟帖评论的内容分析,发现整体舆论环境并不多元,轻事实、重情感发泄,舆论呈现出意见极化和共识的共生特点。李彪则发现社交媒体的依赖和使用对大学生的拖延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在人们享受它带来的便捷和消遣的同时,也面临着被其反向驯化的危险。陈素白等人以锚定效应理论作为切入视角,通过对豆瓣这个社交网站进行实验研究进而发现:豆瓣电影在线评分中确实存在着锚定效应,并且高锚使消费者打分偏高、低锚使消费者打分偏低,预警对评分中的锚定效应存在影响。

在突发事件中,传统的信息获取途径已经不能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民众面临“信息缺失”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以信息共享为特征的社会化媒体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填补信息沟的角色。王宇琦、陈昌凤通过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社会化媒体传播研究,发现在危机中,政府不仅没有进行及时的信息公开,还在社会化媒体上单一地进行信息控制,由此引发公众话语的进一步对抗,加剧了危机。

在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微博、微信研究依然是2016年研究的焦点,但在研究方向、方法上,有新的拓展。

刘宏宇等通过对腾讯微博的考察,发现其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包括政府监管部门、运营商、大V等各类传播参与者之间的内在动机分歧和利益矛盾,特别是均缺乏维护健康、理性和有序公众传播的公共价值诉求。王喆通过分析新浪微博使用者的认知行为,发现人际互动动机和网络公民参与度,与网络讨论的异质性正向相关,而更大程度的异质性也会导致更多的认知失调。并且,在社会政治议题讨论发生认知失调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受到个人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影响来进行人际关系的调整。

徐智等人通过对微信朋友圈信息流广告的用户参与行为的研究,发现与广告有关的变量对用户参与的影响是有限的,相比之下,与社交媒体属性有关的变量则对用户参与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种与社交媒体属性显著相关的数据结果也提示,新媒体广告效果的评估应该建立在互动性的基础上,且应发展有别于传统媒体广告效果评估的新评价标准。

政务微博、微信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拓展与深化。尹连根等以位居全国前列的五城市的政府官方微博为研究对象,发现它们缺少反映现实社会的内容以及对公共事件和公共问题的讨论,而是通过“内容上便民、形式上亲民”,竭力营造起一个乌托邦式的次私密领域。然而,“官微”这种淡化公共性、去政治化的努力并不成功。朱颖等人通过对全国15个综合影响力排名靠前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量化分析,发现政务微信存在信息发布频率较低、信息内容与用户需求错位、信息呈现方式单一、语言欠缺活泼、即时交流活动不足、反馈缺失等问题。

与之形成对照,詹骞通过对甘肃陇南成县12镇5乡的政务微博观察,发现基层政务微博正逐步被纳入到参与式乡村传播网络中来,不仅为普通村民呈现当地政府的公共服务内容,全面展示政策文本与政策实践过程,也成为乡村电子商务的官方培育与推广平台,更为普通村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有效的表达与对话空间。

尹连根、詹骞等人看似矛盾的结论,也在提示我们,中国政治体系内部高度复杂,是一个多层级、多主体、包含各种逻辑和传统的杂合体。因此,在这种语境下进行的新媒体研究并没有固定的单一模式,更不能简约化。

2016年社会化媒体实践中的热点现象是自媒体内容创业、网红、社群经济、IP,相关研究数量也很可观,但多数研究还未能走出现象描述+简单反思或是浅层案例分析的研究模式。这或许是因为,实践本身还处于变化与动荡之中,而深层次研究需要建立在实践的不断沉淀的基础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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