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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关于“理论构建”的关键议题(上篇)

2023-05-18 23:00:13

 一、为什么“构建理论”会被忽略

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管理学所在的领域在“理论构建”上是处于劣势的。最近的两个研究深入揭示了这个局面。第一个研究,即Colquitt及其合作者(Colquitt,Zapata-Phelan,2007)通过研究50年间美国管理期刊(AMJ)的论文中理论的角色时,发现了几个重要的事实。第一,该期刊上的论文对理论的强调可以追溯至1999年之前。特别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是一个提出诸多新范式和新理论的重要区间。期间,理论创新方面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加。第二,这些创新似乎大都与原有理论与范式“联系紧密”。可以被归为以下五类:“构建”,即提出新概念(通过归纳研究);“扩展”,即对现有理论通过假定和归纳进行新的理论构建;“增量”,即增加一个新的中间元素或协调元素;“测评”,即对现存理论的新的评测方案;“报告”,即在新环境下测试某理论。第三,他们发现,“扩展”型论文在编辑重视理论稿件的情况下在近几十年来有增加;与此同时,“评测”型和“报告”型论文相应减少。从近50年来看,“构建”型论文未呈现出增势。


第二个研究是Oswick及其合作者所从事的,它考察了“为什么组织理论中没有更多原创和基础性的理论”(Oswick,Fleming,Hanlon,2011)。作者发现:(1)组织理论中存在过度依赖从其他学科“借用理论”的问题;(2)在组织与管理领域最流行的15种理论中,仅有3种理论的起源明确地与组织与管理理论相关;(3)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组织与管理领域消费的主要理论都是外部生产的。以上事实证明,管理学领域的理论构建非常不足。


针对以上发现,Barkema及其合作者(Barkema, Chen, George, Luo, Tsui, 2015)援引Pfeffer(1993)的观点解释到:“这或许表明西方的管理领域已经达到了一个拥有成熟范式的阶段”(pg.466)。他们特别提出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观点,即:“常规科学最显著的问题在于其几乎就没把重大创新当成目标,无论是概念上的还是现象上的”(Kuhn,1996:35)。一旦科学进入常规科学研究阶段,即理论和范式已相对成熟,研究者的研究目标大多是在理论范围之内来展开。


根据Kuhn的范式循环理论,如果科学进入某一个阶段,它的新颖性就会降低。特别的,当科学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它将同时伴随如下可能的弊端(Kuhn, 1996:24):(1)常规科学研究致力于阐释(研究)范式已经提供的那些现象和理论,所讨论工作的视野极具受限;(2)常规科学所考察的领域是很细小的(minuscule)。一个范式留给科学家的工作都是扫尾(mop-up)的工作。大部分研究者在其整个的职业生涯里都是投入于这些扫尾的研究。也正是它们构成了常规科学;(3)整个领域似乎有一个倾向去强制大家进入一个范式所提供的相对没有弹性的框框里,而那些不适合这个框框的通常不会被科学家看到;(4)常规科学的目的不是呼唤大家关注新的现象,科学家也不会致力于发明新理论;(5)该领域对其他人发明的理论也极度不容忍。


我援引Kuhn的范式循环以及有关科学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将出现的一些弊端这些观点,旨在提出一个判断,即:如今的管理学研究领域已进入某一种成熟研究范式的阶段,正是因为如此,新颖的理论等等都是相对欠缺的。大部分研究者们还处于满足于消费或者使用已有范式提供的问题、理论与方法的状态之中。无暇问津,也没有兴趣关注“异常”,乃至提出新颖的理论。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成熟的研究范式是什么?是一个还是多个?因为Kuhn始于对自然科学的观察得出了上述认识,其并没有针对社会科学领域的趋势给出描述或判断。我们借鉴管理学所在的更大范围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趋势来分析这个问题。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Kuhn所定义的范式。Kuhn认为,“范式是一个被接受的模型或者模式。在科学里,一个范式就是像是一个在普通法下被接受的法律决定,它是一个在新的或者更严格的条件下有待进一步阐释和明确的事物”(Kuhn,1996:23)。当范式初现时,不论是范围还是精确度上都是很有限的(Kuhn,1996)。那为什么范式会慢慢获得认可呢?Kuhn认为,范式由于其在解决一些问题上被实践者认为是比其他竞争对手更成功而获得普遍认可,至于“更成功”不是针对某一个问题的完全成功也不是针对一大批问题的显著成功。


那么,目前的管理学研究范式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影响管理学研究者的理论建构工作的?实际上,管理学研究者长期陷入在一种实用主义的研究范式里,主要以实证检验一个现象是否对组织或者个体好与坏为基本工作,势必会对其他问题变得不是那么敏感。比如,当研究者的假设没有被得到支持,他们会继续追问“为什么”的问题吗?假设被否定的研究通常不会得到发表。一个积极的作用被否定了或者一个消极的作用被支持了或者其他的结果模式都可以产生巨大的研究空间。但研究者通常会忽略有关“为什么”以及“异常”的问题,而直接把与它们相关的项目搁置。根据明茨伯格的观点,理论是一个连续体。一个理论真正得以建立需要持续的投入,不断的追问和寻求解答(明茨伯格,2012)。如Whetten所说,理论是关于为什么,怎样,什么时候等等的系统回答。研究者能否以慢慢来和逐步递进的方式进行科学探索,会显著的影响理论能否有机会出现。


举例来说,社会网络理论的几个不同分支都试图在证明社会网络的相关变量与组织或者个人绩效之间的显著关系。强关系理论认为紧密的社会网络结构更有利于个体获取关键资源和支持,在个体就业、升职和发展等方面都有积极的影响。在此情况下,个体的社会网络变量以及个体绩效变量是可以被观察的、测量的。相关性或者因果关系是可以通过适当的统计方法得到检验的。为了检验这个强关系理论,研究者们收集有关社会网络结构的变量以及个体的结果变量,并进行回归检验,结果验证或者反驳了该理论下的假设,从而,强关系理论得到不同程度的支持。在实用主义的主导下,目前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大量研究是属于这样的检验已有理论对组织或个体绩效的启示机制。而能够被采纳和操作化的理论本身也是有这个功利性的本质。问题是:这样的研究有足够的意义吗?


比如,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关系很重要,一般的游戏规则是建立关系网、经营关系网并为己所用;但大部分中国人也知道关系也有弊端,并在建构与动用关系的过程中需要培养很大的平衡技巧。光从上述这句话的几个部分就可以摘出不同的重要议题:关系的建立、关系的经营、关系的意义:好处与坏处或其他;关系的动用、关系的平衡,等等。至今为止,关系研究中,有多少是关于这些议题的研究?以关系的平衡为例,中国在反腐过程中,被抓的大小老虎以及他们的关系伙伴们是如何平衡关系的好坏的?为什么过程里,他们的关系网能同时带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轰轰烈烈的局面?诸如对这样的关系网的研究,是否欠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要素,比如“价值观”与“信仰”乃至“永恒的意义”?一旦研究者把关系作为一个收获的杠杆,有关这个前提假定如何发挥作用还需要研究者进一步纳入更广泛的要素概念,从而对关系理论进行建构。


也就是说社会网或者关系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理论议题,有大量的细节、概念和机制值得挖掘。一个是与现实高度相关(关系的研究),一个是致力于已有理论的拓展(社会网理论),管理学者必须超越有关系(有网络)或没关系(没网络)会带来什么好处与坏处的研究范式,而应以如何拓展更丰富的关系和社会网理论为志趣。现实是,实征研究题目却仅仅局限于研究关系和社会网对资源获取、找工作、企业绩效、创业等等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可以说,关系和社会网研究被困在一个高度目的性的研究范式下,其本身的社会建构意义的一面或者更深层的管理内涵被大大忽略了。那什么样的研究手法有利于管理研究者实现这个更丰富的研究志趣呢?是实证主义哲学下的定量研究范式吗?答案显然是有待商榷的。


回到Kuhn的范式循环的讨论里来。为什么这些更丰富甚至更有意义的研究问题会被忽略?它们不符合已有范式?正如Kuhn所言,研究者抑或不关注抑或主动排斥这些在范式之外的研究问题。另一个解答就是已有做法一定是具有某种优势的。它的优势是什么?是否符合Kuhn所说的“在解决一些问题上被实践者认为是比其他竞争对手更成功而获得普遍认可”这一事实?与上面所提到的另外一些问题相比,从“关系强度”(或者其他)、“网络结构”(中心性或者结构洞)到“组织或者个体绩效”的实证主义量化研究范式确实有一个被研究者认为更成功的地方,即更有利于操作和量化,特别是通过大样本的问卷或者有关关系的二手数据库实现“更快捷”的研究。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它更有利于研究者快速发表他们的研究。相比来说,基于扎根的质化研究在发表的速度上要慢得多,接受度也低得多。


一方面已有范式本身的局限使得探索新颖的研究问题受局限;另一方面,研究者发现所采纳的这个范式更容易让自己的研究得到发表,从而职位得到晋升。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管理学者在建构理论上或望而却步或故意止步。哪一个影响更大呢?第一个原因固然重要,然而,根据Kuhn的范式循环理论,即使一个范式相对成熟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颖性的研究,打破已有研究发现的发现,特别是“异常”性结果的出现,仍然是有可能的。而且,即使根据Kuhn的大量举证,在自然科学的不同领域,每一个新的理论或者范式都是在其原有范式内部产生的。那么,是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面对上述两个问题上采纳的态度或者行动是不同的呢?比如,自然科学工作者对有利于新发现产生的“异常”具有天生的热爱和好奇,而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与已有发现相一致的“发现”更在乎?如果社会科学工作者致力于寻找更多“类似”的“佐证”,是否足以让他们把那些“异常”忽略?我们对这些问题也没有答案。但笔者愿引用一位有民族志训练背景的研究者对本土管理学者从事案例研究的观察来表明这里可能存在的问题。不得不说,之前提出的“实用主义”对管理学者从事什么样的研究,如何从事研究,以及从事研究来干什么都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该研究者的评论如下[1]:

1.案例研究已经演化成替代日薄西山的“计量研究”的一棵新救命稻草。诱导一大批急于发论文的不愿花时间做数据的博士生和青年人,很热闹。

2.案例本身在所有案例研究文章中,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并无实质作用,更不是引发思考和结论的根本。往往在介绍数据收集和编码时,总是敷衍而过,数据和分析两张皮。

3.从材料到理论建构这”惊险一跳”时缺乏科学手段。有位海归竟然说靠悟性,中国人这方面比外国人强,做案例有悟性优势(也许)。

4.数据收集既缺乏有效手段,更缺乏规范和科学流程,没有人有精力真正关心原始数据。


这位学者还谈到:

“从管理学现状来看,不是要不要先读文献、先做理论假设和思考理论贡献点的问题,关键有两个大问题急需正视:一是原始数据和材料的搜集和整理问题。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比现在上网下载的二手故事和听官腔汇报要复杂的多。民族学人类学经常讲没有自己的田野就不是人类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人类学家见面总在谈自己的田野点,如数家珍!管理学者有没有?没有扎根在管理的田野里,怎么会有洞察,都是走马观花,更罔谈理论发现……我们应该像自然科学家专注实验数据一样专注原始数据的生产。二是分析技术和过程的规范性科学性……案例研究中没有人把从材料到结论之间“那一跳”是如何完成的讲清楚了,遇到这个问题,多是“笑而不答”。无论是洞见还是质性中的文本挖掘,都是要解决这个过程的规范性科学性,让这“惊险一跳”,有如体操中、跳水中”托马斯全旋”“等技术动作一样,有动作要领,可以去评判,形成管理学的分析过程的科学规范,而这个任务也只能是靠管理学者自己去完成。

接下来,我首先从“做研究”这三个字谈起。


二、关于做研究

大部分研究者每天亲身参与的活动似乎是“做研究”。“做研究”与“构建理论”有什么关系?“构建理论”可能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做研究”可能会构建新的理论。商学院(或管理学院)从研究生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对他们宣传:读博士是致力于一个以“做研究”为主要工作内容的职业,而做研究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对已有知识做出“理论贡献”。虽然学者们在不同的职业生涯阶段都忙于“做研究”,“构建理论”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当一个研究生经历了艰苦的博士训练,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进而参加了工作,他的职业生涯随即展开: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从副教授到教授;而使他实现职业生涯一步步跨越的,却是他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那么,他的研究成果里,真正实现了“构建理论”的,或者跟“构建理论”有关的有多少? 


得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轻松。先让我们看看什么是“做研究”?是什么驱动了我们做研究?直观来看,做研究可以是一种练习,是在某一个学科传统的熏陶下所从事的思考、调查和总结工作。如果把研究活动与“科学”以及“知识”这些事物紧密的联系起来,做研究作为一种练习就必须要具有一定的章法,并且这些章法能够被研究者充分理解,可以促使研究者形成可信、可靠的研究结论。因为做研究产生的直接结果是针对某一个事实、现象或问题的分析和解答,一旦这个分析和解答被公之于众,它就具有示范、交流甚至参考的价值。可以说,研究者要对其所做的研究,包括做“何“研究,“如何”做研究,得出“什么样”的研究结论负责。


做研究离不开一个学科传统。什么是一个学科传统?通常来说,一个学科传统是一个学科里的研究人员、研究问题、相关理论、方法、研究结论等等构成的一个系统。学科传统特别在历史较悠久的学科中有更深刻的痕迹,比如成为管理学根基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等几个学科。它们的历史相对较长,学科传统的发展相对更成熟。而管理学相比于这几门学科,则还处于学科传统的争鸣和悖论阶段。从学科的“科班训练”的强度、广度和深度等等维度看,管理学似乎也不如前三个学科那么厚重。另一个区别是管理学是一个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学科。它本身的实践性也为其学科传统的形成和稳定带来很多挑战。总之,管理学者做研究,也要遵循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学科传统。


管理学者寻找自己的学科传统是非常重要的。置身于一个良好的学科传统之中,本身就是“做研究”乃至“做好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力。因此,有关“是什么驱动了做研究”,第一个答案可能是与管理学者所在的学科传统有关。管理学学科传统的存在为研究者提供了做“新”研究的基础。举例来说,笔者阅读过《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一书中提出‘交易费用理论’的威廉姆森以及‘经济的演化理论’的温特所写的文章,从中得到一个很强的感受:二者(也包括温特的合作者)都是在已有研究领域的学科传统中研究和提出了新的理论。


一个刚进入商学院学习管理学的博士研究生也许会对“学科传统”更加敏感。他们在学习期间紧密的接触本学科的核心理论、方法论等等知识系统。同时在资格考试过程中,由候选人委员会针对上述甚至更宽泛的知识领域对其进行考核。拿笔者曾就读的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的资格考试来说,第一个是关于理论的资格考试。博士研究生要回答候选人委员会里老师提出的核心理论问题。这是一个考察学生的阅读广度、深度以及批判能力的科目。一般来说,学生会在接受考试之前修完本专业的必修课,其中就包括了主要的理论脉络、流派等等。但这门理论考试所问的问题很可能不是针对这些核心流派的,而可能是当前一些研究热点背后的问题,因此会具有很强的挑战性。


与此同时,一个博士研究生还会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对特别感兴趣的领域进行探索。探索的过程可能起源于思考一些疑问。比如,在大量的阅读和思考的基础上,研究者发现某个理论对特定情境下的相似现象的解释力不足,即现有理论并不完善。这个不完善可能是概念上的(概念的本质需要重新定义),也可能是关系、逻辑或者机制上的(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是更多样的或更复杂的),等等。他也可能会面临这种情况,即发现了一些奇特的现象,而现有学科传统中却没有任何知识是与其相关的。于是,研究者不断的思考、疑惑和解惑。正是这样一些相互依赖的但又相对独立的学习过程带给一个管理学专业的研究生首要的做研究的动力。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学科传统所孕育的好奇心驱使了他们去探索一个未知世界。


整个过程里,也许他们并没有注意特别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毫无疑问,这些都会在学习过程中无形的养成,并最终成为博士候选人的一些基本素质,比如批判思考、广泛联想、专注、逻辑性、写作的能力,等等。带着学科传统中的知识储备和能力训练,一个管理学专业的研究生会至少清楚自己“做研究”既是继承学科传统中的惯习和使命:为发现和解决问题以及创造新知识而努力;也是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求知欲,为更进一步的接近事实真相而努力。这样的理想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但毫无疑问,研究者“做研究”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就是有上述活动和特质所构成的一个良好的学科传统。


那么,对一个已经进入商学院或者管理学院工作的研究者,助理教授也好,教授也好,他们的研究与其曾经所受的学科传统训练具有怎样的联系?是否也如在读博士那样更执着于为贡献新知识而做研究,或者为满足好奇心而做研究?一定程度上,答案都是肯定的。因为教授们将接着继续承担他们曾经的老师的那份责任,在自己所在的系统内培养学生。无论是专业性还是好奇心都是缺一不可的。然而,工作后的教授与在读的研究生相比,显然面临一个困境:即,我所做的研究、创建的理论可以被实践者采纳吗?中国古语里讲“经世致用”[2],读书时不怎么考虑自己的研究多大程度上可以解决现实问题,工作之后,是不是也这样呢?虽然教授们仍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新知识的创造者,即更在意研究的理论贡献,但工作中的教授们显然面临更紧迫的批判空间:即自己的研究工作对生活世界的影响和意义是什么。甚至存在一个更重要的反思:即我的研究是否对我自己的生活有任何启发?


一直以来,研究者都是知识里来知识里去,研究者在这个过程里的身份似乎只是生活的一个旁观者。相互对话的是知识,而不是研究者与生活。如果一个研究里研究者找不到对自己生活世界的启发,那么它是否具有足够的动力去把研究做好?为什么在读书期间的学生们会坚持相信并被驱动做那样“仅仅是创造新知识”(而无关自己生活世界)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这是由研究者所在的组织场域所决定的。作为学生的组织场域强调象牙塔内学科的基本训练,换句话说,就是前面所讨论的“学科传统”;而工作后的研究者的组织场域似乎更强调走出象牙塔注重研究的现实相关性和对生活世界的意义。


因此,是什么驱动了一个管理学研究者“做研究”并坚持把研究“做好”?除了“学科传统”,还有现实世界对研究者“经世致用”的要求,更有研究者自己对生活世界的困惑的解答。现实里,研究者在这些驱动力里左摇右摆。很少能够把它们平衡的特别好。经常是,研究者面临这样的质疑:“你的研究没有创造任何理论”;有时面临这样的非难:“你的研究毫无现实意义”;更多时候,研究者对自己发出呐喊:“我的研究对我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启发”?


如此看来,有一种重要的驱动做研究的动力似乎与理论或者学科传统无关。也许它离不开学科传统,但却不是受学科传统所驱动,而是受现实困境、问题以及自我价值和愿望所驱动。在我所观察的本土管理研究学者群中,这样受驱动而做研究的学者大有人在。问题是,这样的研究,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构建理论?他们又是如何构建理论的?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内容中逐步展开。


三、“理论”、“经验”、与科学

研究者一旦做了研究,它的直接结果可能是“新知识”甚至是“理论”。那么,什么是“理论”?管理学研究者所从事的研究到底与理论、经验和科学这三个事物具有怎样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正是对这三个事物认识的不足导致了管理学者做研究过程中的很多困惑。接下来的讨论以“什么是理论”为核心,兼论其与经验和科学的关系。


一行在他的网络文章:“什么是理论”中对理论的来源与涵义做了丰富的介绍。根据一行的介绍,“理论(Theory,Theoria)一词来自希腊语,它是动词Theorein(观看)的阴性名词形式。因而,理论的本义就是观看或观赏。” 一行同时提到,现在对“理论”这个词的理解与过去希腊语中对理论的理解相去甚远。[3]


在现代学术术语中,“理论”是各个研究领域里‘为理解、解释和做预测的分析工具’。[4]在现代科学里,“理论”一词专指 “科学理论”。,科学中的理论是‘以科学方法创造出来,并且满足现代科学标准要求的、被确认的、针对自然的解释’。科学理论被认为是最可信、严谨并且综合的科学知识形式。[5]这源于科学理论的如下特征:

第一,科学理论是通过观察和实验被反复确认的事实群体,这个确认不是对真实世界的“猜测”而是“可信的”解释;

第二,科学理论必须满足进一步的要求,比如在一个更广泛的科学探索领域具有能力来做出带有一致精确性的可证伪的预测;

第三,科学理论具有通过多个独立来源的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具有不断被修正、完善的特征。当更多的证据被收集,预测的准确性不断提高,科学理论会得到改善,或者被更好的理论替代。

,在科学理论之外,是诸如数学、哲学、文学、计算科学,等等的理论。[6]其中,哲学理论是‘在一个哲学、思想流派或者信仰系统下的集合陈述’。‘其中的一些基本定理的真实性并不是通过实证观察来被科学的检验的’。。,,或者特定的伦理、,或者态度’。 [7]


台湾社会学教授关秉寅老师在“一些科学哲学上的思考”一文中指出:“不论是自然或社会科学,其知识的核心是理论及观察,亦即理性及经验的结合”。按照此界定,科学包括理论科学与实证科学两种。理论科学是建立于“理性是可经验的(不只是个人主观的经验,也是一种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经验)”假设基础之上[8],以理性经验而不是通过感官可经验到的指示物为研究对象而发展的学问,如推理的形式。在界定实证科学时,关教授引用Turner et al. (1995:10)的定义:“通过概念、推测、以及逻辑,实证世界中的事实被得以理解,道理得以被学科化”。[9]关教授这里所界定的理论科学应该是上述科学理论之外的哲学理论、;而实证科学,应对应于科学理论。理论科学与科学理论,仅仅是字的不同排序,涵义差距巨大。


上述区分不禁让我想起曾发生在一个本土管理学者群中的一个讨论。当时大家有一个问题非常疑惑,即:理论(或者思想)是关于实践世界中所发生的事实的理论,还是自己头脑中的想象?在提出新想法或者新概念的过程中,是否有这样一种情况,即人类的思想可以是来自于空想?诚然,诸如空想这样的头脑中的想象也是一种发生或者事实,但这个事实是纯主观的理性体验,其并不是与现实中的某一个发生事实相对应的。讨论者的疑问是:这种空想是不是也可能产生理论?相关的另一个疑问是:理论是不是要指向客观世界中的已发生“事实”?换言之:任何一个被提出的理论是不是对某一个已发生的具体实践的思考、分析和总结?


如今看来,有两个明确的观点可以回应上述争论:一是理论可以是从纯主观理性体验中发展出来的,如哲学的理论、、计算机的理论、数学的理论等等。即,它们与关教授中的理论科学相对应。二是理论可以是围绕具体的“生活事实”或者“显现”发展出来的针对它们的解释。这一类研究活动与关教授提出的实证科学相对应。如果我们接受这两个明确,我们会看到,主流管理学者目前从事理论科学研究(即以个人或者主体间的理性经验为研究对象得出的学问或者推理的形式)的占少数,大多数是从事实证科学研究的,即针对客观世界中已发生的事实进行研究,并通过观察这些事实,形成解释,构成潜在的理论。


  • 管理学界有关“理论”的界定


实际上,在组织与管理研究领域,学者们对什么是“理论”作了大量的讨论。最近,Whetten及其合作者针对组织与管理研究中理论的定义做了一个汇总。[10]笔者对这个汇总做了一个文本分析,发现如下规律:

管理学领域里对理论的定义在形式上大都围绕以下词汇展开:陈述(2)、断言(1)、解释(2)论断(1)、故事(1),我把它叫做理论的“形式”定义元素。括号内为该词在这几个定义中出现的频次。使用的元素频次排序依次是“陈述”和“解释”(定义各出现2次)、断言、论断和故事各出现1次。


从内涵上,各研究在定义什么是理论时,分别涉及以下几个重要用语:概念间关系(5)、为什么 (4)、因果关系(2)、经验结果(1),我把它叫做理论的“内涵”定义元素。在内涵定义上,以“概念间关系”定义出现的次数最多(5次),依次是“为什么”(4次)、因果关系(2次);最后是经验结果(1次)。


从范畴上,研究者分别涉及了现象(3)、概念(2)、变量(2)、边界假设和限制条件(2)这几个用语。我把它叫做理论的“范畴”定义元素。在范畴定义上,包含“概念”、和“现象”的定义各出现3次;接着是“变量”以及“边界和限制条件”(各2次)。


根据内涵和范畴的相似性,我进一步把Whetten所关注的这些研究进一步分成三类:


第一类:阐明了理论是一种因果关系,并解释为什么。比如,Christensen与Raynor认为:一个理论明确了什么导致了什么,以及为什么(Christensen& Raynor,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3:69);Sutton和Staw认为:理论是关于现象之间的关联,一个关于为什么行动、事件、结构以及想法发生的故事。理论强调了因果关系的本质 (Sutton & Staw,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5: 378)。


在这一类里,值得一提的是,Sutton和Staw除了指明理论是因果关系的本质,它特别指出“行动”、“事件”、“结构”、以及“想法”作为“故事”里的主要元素。比如,为什么一个“行动”(事件、结构或者想法)会发生?其给出了理论在实践世界里的具体指向。


在这一类定义里,为什么作者们更强调理论是“展示因果关系本质”的?如果理论强调因果关系的本质,是否会忽略故事为什么会发生这一问题中的一些更基本的阐述,比如所涉事件、结构或者想法的内涵?对这些范畴的解读和阐述是发生在这个“因果关系”之前的,还是在其中,抑或其后?[11]


有如此疑问的原因是在实际做研究过程中,有很多研究者似乎更关注因果效应,而对所研究现象(上述范畴定义中的一种)的丰富内涵缺乏更全面的讨论。比如,人们发现关系越多的企业似乎伴随着更好的企业绩效,于是还没有全面深入考察关系这个概念范畴的本质,就急于提出和检验关系和企业绩效的因果联系。实际上,研究者可能并不清楚这个被观察到的因果关系或者相关性是否依赖于对关系的概念范畴的不同的假定,其也可能依赖于其他的一些重要事实,而这些假定和事实不一定被研究者纳入对关系-与企业绩效的讨论范围里。比如,关系的背后是资源吗?为什么有了关系,就有了资源?是一种社会交换或互惠,还是一种学习?关系本身可以是一个理论,但一旦将其与另一种现象想象成是一种因果关系,并强调这种因果关系比关系本身作为一种理论来的更强烈,围绕关系的理论构建意义就被局限于因果论的视野范围之内了。[12]


第二类:阐明理论包括概念、概念间关系和/或情境条件。例如,Corley和Gioia(2011)认为:理论是一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陈述,它表明了一个现象怎样和/或为什么发生;Bacharach认为:理论是一个在一定边界假设和限制条件下的概念间关系的陈述 (Bacharach,AMR, 1989:496);Campbell认为:一个理论是同时包括言语、符号的断言的集合,它识别了什么变量是重要的,为什么重要明确了它们是如何相关的以及为什么;并且识别了它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是相关的或者不相关的(Campbell,Handbook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1990:65)。


以及Kessler提出的:理论是一个有序的论断系列,是在被界定的情况下被预测是真实存在的。理想来说,理论应该阐明a)要素,诸如变量、概念,或者构念,b)哪些在某种系统性方式上相关,c)源于心理的、经济的、社会的、或者其他动态性的存在,d)在时间的、情境的,或者其他被明确的边界条件下(Kessler,Encyclopediaof management Theory, 2013: xxvi)。


Kessler的定义可以说是内容最丰富的一个,在三个理论定义分类,即形式、内涵以及范畴上都有。形式上说理论是一种论断,构成上即提到要素,又包括情境,此外,还包括了类似于“为什么”的内涵(比如源于心理的、经济的、社会的或者其他动态性的存在)。另外,这个定义具体包含了这样的描述性词语:“在被界定的情况下”、“被预测”、“是真实存在的”。这几个词汇反映了理论的得出是经过一个有序的过程,包括设置前提假定、预测某一种真实存在。其所包含的四个定义具体的内容进一步揭示了理论的更全面的架构。


第三类:强调理论是针对经验结果或现象的包罗万象或内在一致的解释。其中,Hambrick指出:理论是对任何期待的或者观察到的经验结果的包罗万象的解释(Hambrick,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7: 1347);Shapira认为:理论是针对一系列所观察现象提供的一个内在一致的解释 (Shapira,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1:1313)。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类有关理论的定义相对于其他定义来说,相对宽泛,同时也略显抽象。例如,在Hambrick的定义里,他把“期待的”和“观察到的”经验结果都放在“解释”的范围里,说明他认为理论即可以是针对经验世界的一种“猜想”,也可以是针对经验世界的一种“归纳”。这是对Popper强调科学研究是一种猜想以及休谟的科学研究可以是基于现实的一种归纳的观点的融合。此外,他用包罗万象这个词来形容这个解释的范围,可见他对理论的定义给研究者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特别的,他没有强调这个解释的范围一定是一个“相关性”,或者一个“概念”,或者“为什么”,等等。在Shapira给出的定义里,内涵的包容性也很大,他所强调的“内在一致”与Hambrick的“包罗万象”略有不同。我个人的理解是:前者似乎更强调理论的逻辑性或者信度,后者更倾向于指明“理论的多样性”。


Whetten及其合作者在总结前人对理论的定义的基础上,也给出了一个定义:即,相对于“描述”(是什么的问题),理论直接对应着“解释”(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具体来说,他们的定义包含三个构面:第一,一个理论的产生是关于至少两个要素比如X和Y的因果关系的可检验的预测,第二,理论是关于 “为什么”的问题,相关理论推论必须包括诸如:“X解释了/导致了Y,因为…”这样的话语。Whetten等解读说这为理论性预测提供了一个佐证,用以解释:“X为什么/怎样导致Y”。第三,一个理论要能够包含 “在什么情况下”这样的内容,这个情境化的构成要素指明了一个推论的范围条件——什么时候,在哪,以及和谁,该推论才会发生。


从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它与上述列表中的前两类定义相似,但总体上来看,它对理论的要求还是相对比较多的。比如,它同时强调理论是“概念间的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强调“为什么”、“怎么样”、“在什么情况下”,等等。这样的定义方式似乎也成为管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主流定义方式。从因果关系以及预测和检验等等词汇来看,它与科学理论或者实证科学中的理论的定义相类似。


尽管Whetten与合作者对理论的定义沿袭了主流实证科学理论的定义,他们也指出了“有关管理与组织学术研究中理论作为因果关系的内涵和角色是有争议的”。实际上,如Whetten他们所说,在界定理论是构念间关系这样一种因果方式之外还存在“过程理论”,即,关于发展或者变化本身的理论(Van de Ven, 2007)。值得一提的是,过程理论以及相应的研究范式在目前管理学研究领域里是非常少见的。相关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有关过程理论背后的解释力在“本土研究”中似乎更被重视。有关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加以说明。


作者:任兵,南开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组织与战略管理,企业间网络研究,国际商务




转自《南开管理学术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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