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1880年发生的那件事 ‖ 秦伟

精神分析肇始于1880年下半年发生的一件事。

那年夏天有一个犹太富商，卖米的，生了病，胸腔脓肿，做了手术，之后死了，从生病到去世大概半年左右。

他的女儿安娜照顾他，在这个照顾当中可以想见很累，白日夜晚的照顾，后来她自己生病了，在她父亲去世之前病倒了，有了很多症状，眼睛看不见，手不能动，脚不能动，等等。

我们只说其中一个症状：咳嗽。她不断咳嗽，富商的家庭看病不是问题，找了很多名医，看下来大家都看不好，最后得出一个意见叫神经性咳嗽，神经性咳嗽指什么呢？指没有器质性改变，没有病菌感染，什么都是好的，器官也是好的，说神经性就差不多现在像精神性这个味道，当时说神经性咳嗽和我们精神性还不完全对等，我们也不去追究历史的差异了。后来就轮到布劳伊尔来看，布劳伊尔是犹太人，安娜也是犹太人，所以布劳伊尔看到安娜的时候他能够想象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心里面是有一种感觉的，那种感觉也只有犹太人和犹太人之间，他们能做到这一点，犹太人聪明，智商高。他接手之后也没有办法，吃药也没有效，但是这个人很聪明，聪明在哪里呢?

有一次他在看病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生活的片段：安娜口齿不清楚，她咕哝几句，仆人过路听到了，恶作剧，将这个话回过去，像我们说梦话一样，旁人听到了，对那个话说过去，安娜听到了仆人的话，又接着往下说。布劳伊尔就抓住这个很小的细节，精神分析就在这个很小的细节展开了。

布劳伊尔作为一代名医抓住这一点，过了几个小时安娜醒过来，他问安娜刚才说了什么话，那个仆人恶作剧回了一句记不记得，她说不记得，他说记不得不要紧，做点浅催眠，看记不记得，结果她就记起来了，而且继续往下说，把那个话接着往下说了一大段话出来。安娜当天晚上情况变得很好，简直是一个奇迹。

布劳伊尔觉得这个事情太好了，可惜安娜第二天又发病了，布劳伊尔想既然有了这个办法，就把他发病当中那些话记下来，不马上回她，晚上清醒一点的时候再看她怎么讲，用这种办法安娜就讲了很多细节，一个症状可能跟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的事件联系在一起，非常详细，比如她的咳嗽涉及一件事，有一天她照顾爸爸的时候隔壁在跳舞，她想去跳，但是她要照顾爸爸，不能去，于是就用咳嗽来替代那个音乐的节奏，音乐停了，她还想继续，她这个咳嗽就继续下去了，把这个搞清楚了，她咳嗽就停了。

在此之前也有医生这样做过，包括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记载，但是把这个方法发展成系统方法，布劳伊尔是第一次。布劳伊尔发现原来我们有一些症状，有一部分症状包括躯体症状居然可以通过讲述一段过去的生活历史故事而就消失掉了，这个不简单，这个事情理解起来其实也不难。

我们小的时候不想上学怎么办呢，说肚子痛，而且说痛就真的痛，说发烧还真的就会发烧。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办法，好像这个也是人类很特有的一个现象，但是小猫小狗跟人类处久了多少有这么一点痕迹。这样一来的话，布劳伊尔就发现原来症状和过去一段创伤和事件联系在一起，当我们把这个事件讲清楚，就发现这个时候事件的很多情绪就原原本本被复制出来，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当我们回忆起原始创伤的时候，那个创伤和当时一模一样的新鲜，甚至感觉身体的许多真切的感受都唤回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精神分析就是从这个发现开始的。在某种意义上，精神分析仅仅存在于这样的工作当中。

现在我来讲讲无意识这个概念。从上面所说的，当我们说无意识的时候，有两种意见，一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无意识，一是我们仅仅在上面的工作当中有无意识。我想可能很多艺术家对无意识这个概念都有点感兴趣，但是大家不要忘了精神分析界对无意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就是每个人都有无意识，每个人都做梦，说错话是无意识。另一种人坚决不承认，就是说这个是纯粹编出来了，比如说我摔了跤，你不能武断地说我一定是想摔跤。(这样)精神分析就变得很窄，窄得在两个人的关系下发生，而且在精神分析的框架下发生。

在前面的工作当中，人们就发现有一个东西叫无意识，无意识在德语里叫Unbewusste，是一个十分通俗的词，就相当于四川人说不晓得，贵州人说晓不得，山东人说知不道。这个味道，我知，但是不道给你。所以无意识就是我晓得，但是我不晓得我晓得，这个词就想表达这个含义，对于病人来说，对于来访者来说你晓得你咳嗽什么原因，但是你不晓得你晓得，这就叫无意识。在中文、英文和法文当中翻译出来的无意识失去了德语那种草根性，和泥土和日常语言和老百姓，就是说这些和农民工人连在一起这个本性，一旦一个概念和这群人脱节了，这个概念在文化当中死掉了，活不下去。

弗洛伊德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它的概念在工人农民都懂得，用的就是他们的语言，这就是很厉害了。像我们的一些大作家，柳青这些作家，用的就是工人农民的语言，工人农民一听就懂了。所以精神分析的概念，怎么从德文挪到中国草根的语言当中，这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比如我翻译成知不道，我的同行不会同意我，他们觉得太土，我说晓不得，他们说不登大雅之堂，殊不知这个东西登了大雅之堂要死掉，一定要回到泥土当中。

我再来讲第二个概念，就是欲望，你们这个本子上写到的东西。欲望在德语里面弗洛伊德用的是Wunsch，英文里面Wish，我们翻译成愿望，其实更多是欲望，Wunsch和Wish的词根可能是Venus(维纳斯)，有点像中国的“好”字，名词的“好”和动词的“好”是同一个，美好的女子是我所好。由一个爱的对象变成爱的动作，这样演变过来的，很清楚。当精神分析讲欲望的时候，这个欲望和我们平时说的愿望还不一样，比如我们希望你今年好好读书，过年的时候祝老人你健康长寿，这个叫愿望，老人说你们多多挣钱，这个叫愿望，这个不叫欲望。欲望是什么呢?

愿望是社会的，而欲望是个人的，有时候是跟社会有点矛盾的。我想你们看了很多电影，你们就会看到有些电影拍得很好，真的把个人的欲望拍得很清楚，尤其李安，你看他的《推手》，它不是很赤裸裸地展现社会文化的冲突，而是在不经意的地方说得那么回味无穷。我是最喜欢三部曲当中的《推手》，我觉得那个确实只有李安才拍得出来，因为他在太平洋两端不断飞来飞去，他一会儿在美国看台湾，一会儿在台湾看美国，他不断转换视觉来看，当然跟永远在一个地方就不一样。所以讲欲望不是简单的愿望，有时候是不见容于社会，不见容于社会不等于是犯罪，毕竟是一个接受了社会规则的人，人也有时候会在这个欲望和愿望之间矛盾。

欲望是不讲代价的，不是讲我这个做了有什么，因为欲望本身就足够了。我知道有个数学家，他不吃饭，只喝酒，因为吃了饭肚子胀，肚子胀了就不好动脑计算，他就是为了算，把这个数学算清楚了，死了都值得，这就是欲望。就像江浙一带有人为了吃那个河豚，吃了马上死都愿意。所以欲望跟愿望本质不同，愿望是可以计较，而欲望不计较。欲望就是推动着人去做在旁人看来简直是莫名其妙的、疯的、瓜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有帮艺术家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尤其九十年代初，画了往床下塞，没有人看，还是继续画，那个就叫欲望了。如果说哪个人要来订货，你去画叫愿望，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精神分析要面对的就是欲望，这个欲望不见得是，但是跟这些密切相关，所以大家对精神分析一定要去理解。当乱伦的冲动被禁止的时候，因为禁止而产生乱伦冲动的时候，这两个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这两者是一起的，对西方人类学家来说这才是人类的标识。

这样，精神分析开始整个往西方的精神文化渗透，这个渗透有两条线，一条线是思想方法，第一次提出Unbewusste，这就彻底颠覆了笛卡尔的思路，弗洛伊德说我晓得，但是我不晓得我晓得，对笛卡儿是一个颠覆，或者说用另外一个词叫革命。现在对整个西方影响很大，大在哪里呢?我在耶鲁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教授对我说，对西方人来说可以不做精神分析，可以反对弗洛伊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他说和弗洛伊德是空气中的两件东西。意思说只要你呼吸就会进入你的身体。康德的传统在西方影响大大下降了。

到底什么影响西方世界呢?

西方的近代世界不是一个康德代表的理性主义，而是浪漫主义。理性主义考虑的是无所不在的理性统治着这个世界，而浪漫主义才真正的把人文主义，才把人放在一个真正的位置上，这才是整个西方现代的落脚点。而把人放在这个位置上，有个人非常重要，就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在西方的近代史上位置非常非常高，他为浪漫主义、人本主义提供了具体的路径，不再是一个口号。后来的超现实主义都与那里有点关系，为哲学提供了路径，你可以沿着这个路径无限走下去，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不再是一个口号。而这个路径只要你愿意做分析，你可以找到自己更具体的路径。这样的话就真的使人可能对自身作一个颠覆或者说解放或者说了解或者说不了解，或者了解自己的不了解，等等。这对整个西方社会的影响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无法想象的，只有他们嘴巴说出来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们只晓得影响之深，但是并不晓得位置在哪里，那个位置只有他们才说得出来。对于精神分析来说，当它讲无意识的时候，这个无意识到底想说什么呢?当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不断咳嗽又找不到原因的时候，那个咳嗽代表着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后来说是因为跳舞的节奏，所以她想重复那个节奏，但是仅仅是这一点吗?难道就和其他没有关系了吗?

所以后来拉康在法语里面又找了另外一个单词叫能指，人们以为是对索绪尔的能指概念的借用，实际上你仔细的去看，拉康的能指和索绪尔的能指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对于索绪尔来说能指和所指连在一起才构成符号的两面，离开了所指谈能指是没有意义，拉康里面没有所指，只有能指，这个能指在拉康的思想中相当于弗氏在德语中的无意识，所以拉康也把无意识翻译成法语，但实际上真正成功的把弗洛伊德思想上的那个无意识翻成法语是用能指来翻的，这个事情我专门跟他们讨论过。就好比是冷不防我遇到一个东西，倒吸一口冷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它却给我留下一个痕迹，就这个东西。我们说unbewusste的时候不光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多了，它们对于我们不见得有什么意义。

秦伟

‍上海中医学院的医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及留法精神分析博士，接受15年个人精神分析，四川大学导师，现在在上海大学任职。在业内享有很高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