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研》札记 01 | 王雨磊：为了精准扶贫，我

为了精准扶贫，

王雨磊

一、博士选题与扶贫结缘

最初进入扶贫研究领域，纯属偶然。2014年下半年，单位决定派我去对口帮扶的贫困村担任驻村干部，接手扶贫工作。当时我的在职博士正读到二年级，适逢论文开题。突如其来的扶贫工作令我措手不及：由于需要长期驻村扶贫，而博士论文需要实证调查，另行选择研究田野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只能就地取材。

2014年11月6日，我正式驻村。山区行路难，从省城进县，要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大半天，从县城进山，要再在崎岖山路上颠簸摇晃一个钟头，一进一出，极耗时间。这彻底断了我做其他研究的可能性。

有师友劝我：既然是在职读博士，晚一些开题也无妨。但我不这么看，我信奉的做事哲学是：急事缓做、缓事急做。如果我不跟着大部队一起开题，研究、写作、答辩和毕业都会掉队，越拖越被动，而且我当时刚刚进山驻村，观察和思考最为敏锐，及时确认研究议题，便可以带着问题有目的地进行观察、阅读和思考。因此，我决定按时开题。

一开始我并未聚焦扶贫，而是打算用扶贫的机会观察乡村干部，然而，由于扶贫事务繁重，准备时间不充分，而村干部研究简直汗牛充栋，所以，一直到开题当天，我始终没有找到研究感觉，总是觉得缺点什么。开题那天，我对着台下师友一讲，更觉得没有味道，心里便打起了退堂鼓：连我自己都没有感觉，这研究还做个什么意思呢？

我当机立断：换个题目，就做扶贫。范蠡说：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既然上天在我博士开题前夕将我送到山里扶贫，那么，他老人家定然有他这么做的道理。纵观学术界，扶贫开发的研究虽然众多，但是基于长时段实证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况且谁又有我这得天独厚的研究机会和观察视角？我还是随遇而安，接受上天的安排，专心做好扶贫研究吧。

二、数目字管理与技术治理

选定扶贫开发作为研究议题后，我开始反观自己手头的扶贫工作。

如今回想，那段岁月，真是折磨。当时尽管单位派我下乡扶贫，但我依然兼任《学术研究》的工作。《学术研究》是月刊，共有哲学、政法社会学、经济管理学、历史学、文学五个，每个栏目一般常设两名编辑，每人每年编发25篇文章，、法学和社会学三个学科，却只有我一名编辑，每年编发50篇文章——我一个人实际上干了两个编辑的活儿。

没成想，下乡扶贫我依然要干两个人的活，前面两批驻村干部都是两人一组，轮到我，却只有单枪匹马，而且换岗的时间是年底，正面临扶贫办的年底大考核，所以扶贫工作，包括年初甚至上一年度的工作，我都得重新了解、理清，并且将之转译为考核数据。

年底了，手上负责的省社科年鉴工作马上到截止日期了，再加上博士论文开题，这一下，扶贫事务、杂志编务以及论文开题，扑面而来。一个人，却要干六份活儿，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年底扶贫的主要工作是数据和档案工作。县扶贫办负责推动并落实省扶贫办的考核要求，扶贫干事反复向我讲述建档立卡的重要性，它对于考核、原单位排名方面的意义。所谓建档立卡，要给贫困村及其贫困户都建立一个扶贫档案，并且将扶贫对象、扶贫过程和扶贫结果系统化地转述为考核数据，考核要求不仅要有纸质材料，而且还要将这些材料电子化，录入扶贫考核系统。为了要将考核数据赶出来，我只能日以继夜地做材料、填数据、录系统。

这段心力交瘁的经历促使我思考：建档立卡和数据考核，不就是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吗？那么，扶贫开发中的数目字管理是否符合黄仁宇的初衷？它是否又提升了治理绩效？学术界现有的文献，对此似乎没有明确回答，因此，有必要对之深入探究。

其次，渠敬东、周飞和应星三位老师曾在《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6期发表了一篇长文《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我天天干的这些活儿不都是技术治理吗？这篇文章关于转型的过程写得特别好，但技术转型之后是否完全摆脱了总体支配的特征？技术治理与总体支配的关系又是如何？不如我用扶贫的材料谈一谈。

再次，我们通常认为中国的很多统计数据失真，但是纵观学术界的研究，多数研究要么是从历史分析来反推数据真伪，要么是从价值立场上批判数据造假，但是却几乎没有研究从真实的社会过程出发，探究数据生产的社会再生产。而我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正好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些答案。

基于以上三点，我重写了开题报告。开题师友听后很感兴趣，也给予了较高评价。回头来看，我第一次开题尽管有文献与实证的基础，但是我的研究问题并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切入点，甚至是为了发问而发问，这样的问题自然不接地气。而在第二次开题中，我的研究发问源于真实的社会生活，亲身经历又扣动了我的知识储备，最终，现实与理论的张力逼迫我自动思考，催动我不断深究，因此，只有同时根植于现实生活与学理脉络的研究发问，才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

三、写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书

开题之后，我继续思考如何深化、细化研究设计，适逢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我想：反正人在山里，博士论文左右要做，不如试试申报个国家社科，搂草打兔子，万一中了呢？

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开题报告的延伸，但我对它做了“项目制处理”，具体如何操作，我有一套指导理论，这就是我在《学术论文写作指引》中提到的“学术市场”理论。

简单说，每一个研究者都是学术生产者，既然是生产者，就必须考虑其所生产的学术产品在整个学术市场中的需求与供给。学术市场同样遵循价值规律：畅销的不一定都是好的学术作品，但是好的学术作品一定是畅销的，甚至洛阳纸贵。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一种学术市场的检验机制：初审中的5份匿审意见，实际上代表了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读者对项目价值的基本判断。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像学术界的风险投资，作为一个融资者，最为关键的是，你得说服评审专家：为啥你的研究值得投资！具体来说，第一，你的研究是有价值的，理论上说没有人会为无效的课题投资（有些看起来无效的课题实际上符合某些再分配部门的决策价值）；第二，你的研究是具有独创价值的，就好像发明微积分很有价值，，所以，最好你应该站在巨人肩膀上往继续前走，研究具有独创价值的课题；第三，你能够实现这个独创性研究，如同把人送上月球令人梦寐已久，但只有你提出可行性方案，人家才愿意投资。

同样的，首先，数目字管理问题是黄仁宇关于中国治理问题提出的重要问题，是理解中国治理问题的关键线索之一。其次，既有的研究可以分为有效性视角和真伪性视角，而这两个视角都有其局限性，有效性视角将数目字视为社会治理的窗口、被动的社会后果，不免窄化了数目字管理的社会能动过程，，但很有可能过度归因，容易引发“”，研究数据再生产问题必须将之置于真实具体的社会过程，因此，我的研究设计以农村扶贫开发中的数据生产作为线索，把数目字管理放置在一个具体的扶贫工作情境中，系统阐释数据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同时进一步研究这些数据又具有何种治理价值，以期检视社会治理中关于数目字管理的技术与理念问题。最后，我的扶贫机会为我提供了实证研究的便利，与此同时，我建构了一个观察和理解数字再生产机制的研究框架，将数字再生产的过程分析为三个层级：上层的规划设计、中层的指导推动、下层的贯彻落实，它们分别对应着省扶贫办、县扶贫办和驻村干部，围绕这个研究框架，再进一步延展出整个项目的具体落实方案。

四、阅读、观察与思考

开题和立项之后，我重新阅读文献。带着问题阅读文献与宽泛阅读大为不同：当阅读者没有明确研究目的时，他的阅读只能跟随作者的研究视角，亦步亦趋（非贬义）；相反，带着自己的研究目的阅读，研究者会更有针对性，而且会时刻反思自己的研究经验与所读文献有何不同，以及如何在新的理论类型或者内涵上做出研究推进。

阅读促进观察，提升观察的深度与针对性。但同时，观察不能局限于阅读视野，不能停留在自己的研究议题上，而最好进行总体性观察——总体性观察也为我的博士论文后来能够顺利转换和提升研究视角提供了基础，具体而言，不管是什么材料，都尽可能地收集，以期对现实生活形成一个尽可能完整的原貌认知。现实生活是一个系统的、纵横交错的生态过程，只有体察原貌，并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原貌认知，才能更为充分和真实地理解局部性议题。

我那时独居在村委会办公楼——办公楼是我们单位出资修建的，窗外是连绵不断的山野，耳畔是汩汩不绝的山泉，颇有些隐居山野的意趣。山中独居的日子最适宜阅读、省思与写作，尤其是晚上，山谷出奇地安静，打开电脑，信马由缰地写字，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写累了，倒头就睡。

年底考核结束，马上过年，山里下起雪，一番忙碌后，山谷更加安静。迎面吹来瑟瑟寒风，我开始享受在山路上踽踽独行。信步慢走，很多有趣、鲜活的概念逐渐在脑海中浮现，比如，我给这个又是技术治理、又是数目字管理的东西取名“数字技术”。

慢慢适应扶贫工作、远程编辑与田野研究的节奏后，山野生活逐渐有了浪漫气息。春节后，山岚转暖，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山花开了，我拎着相机边走边拍。有一次，走到后山，结果邂逅了一株全身雪白的梨树，身边没有伙伴，娴静地站在一个不起眼的山坡上，晶莹剔透，不染风尘，简直有些遗世独立的意思，可惜的是，相机竟然没电了。

五、克服“朴素的经验主义”

2015年6月19日，我挂职结束，在山里一共待了8个月。从山里回来，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当时很担心自己过分沉浸在田野之中，陷入“朴素的经验主义”——研究者不经系统检思，便直接呈现没有充分理论加工的田野研究。

如何克服“朴素的经验主义”？我的做法是：把鱼熬成汤。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做文章也是如此。越是好的食材，烹饪的工艺越不能省。饭店招待客人没有直接把生鱼生肉直接端给顾客的道理，即使是三文鱼片，也要精心处理。

如果说实证材料是鱼，那么理论贡献就是鱼汤。做实证研究不能把鱼洗干净了就算完事了，一定要把鱼熬成汤，而且要熬出鲜味来，虽然最后鱼汤看不到鱼，但却充分吸收了鱼的营养与鲜味。要把鱼熬成汤，即将实证研究做出理论性来，至少要具备三个要素：事理导向、构建框架、融合实证。

首先，就学术研究的认识论功能来说，实证研究是知识取向的，而不是信息取向的。信息取向的文体是新闻报道，而学术研究一定是为了增进我们对社会生活、客观世界的认识，学术研究者不仅要把事实描述清楚，还要把社会事实背后的结构、机制和道理说明白，既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比方说，苹果落地人人都知道，可是牛顿却把“苹果你咋不上天？”这个问题背后的物理学原理揭示出来了，也就是万有引力定律，这才是知识贡献。

其次，当研究者试图把社会事实背后的事理解释清楚的时候，他必须能够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分析工具，而不仅仅是一个孤零零的概念；否则，就变成“套用理论”，而“套用理论”则只是帮助原理论的创作者进行二次宣传，而并没有发展出一个有效的、真正与之对话的理论工具。比如说，很多人做“社会资本”，就只是简单地分析某某与某某的关系就叫做社会资本，然后这些社会资本都有啥表现，而这些社会资本又有啥“社会功能”，然后就得出一个“社会资本好”的结论。

最后，融合实证，也就是说，理论最后必须回到实证材料，实证与理论不能“虚合”，而要“实对”。理论绝不是虚头巴脑的、不接地气的、玄之又玄的存在，而一定是一套与现实具有亲和性的、能够关照现实但又不拘泥于经验的思维框架，一套能够给人们提供准确认识和理解这个社会的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与经验一定是相互匹配的、相互融合的。怎么样才算理论与实证融合呢？理论必须是能够从实证来，再到实证去，形成一个思维的闭合循环，而不是一条单向度的思维射线。有些研究者试图自上而下地建构实证理论，往往会上得去却下不来，它最后就变成一个思维的简单演绎，甚至只是套用了一个简单概念，尽管从那套概念的视角来看，总能发现与之匹配的部分经验材料，但从整体上看，却越看越矛盾，越看越糊涂，很多直接套用西方某某理论的文章多数都有这毛病，如果你非要“观察出”一套你事先预设的经验结果，最后自然只能是自证预言。

因此，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始终都在想着如何从事理导向、构建框架、融合实证这三个层面来努力。但是，一个人的思维和视角总有其局限，学术研究有另一个特点：它是一项集体性事业，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一定要不断地与师友、同行交流，听取别人的反馈意见。为此，从山里出来后，我便到处开会，寻找向同行和前辈“诉说”的机会。我分别在组织社会学工作坊（北京）、社会学年会（长沙）和消费社会学研讨会（广州）上讲过自己的部分研究，说的结果不重要——文章至今都未发表，重要的是过程，通过向同行陈述说，研究者一方面可以及时捋清思路，另一方面由于现场讲述的互动是即时的，那些更容易引发对方反馈（赞同、质疑或追问）的内容，多半是研究的理论生长点，这样一来，我也更加容易寻找和确认自己研究的边际贡献。

经过与同行师友、导师的多次讨论之后，我反复更换博士论文的写作框架。最终，我的研究问题改为：精准扶贫为什么瞄不准？这样一来，我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我的开题计划。但我认为开题的思路不应该随便放弃，开题报告既然经过了开题师友和社科基金评审专家的认可，就说明它是一个真问题，值得我花时间将它写成一篇学术论文。这时，我想到了《社会学研究》。

于是，我一边撰写博士论文，一边研写这篇文章。我一开始并没有着急投稿，原想精雕细琢。然而，2015年底，，我原本以为较为冷门的扶贫研究，一下子变成了热门话题，于是，我不得不加速前进，赶紧写作、投稿。

六、三轮修改

2015年12月26日，我将文章写成初稿《数字下乡：农村扶贫开发中的技术治理》，正式向《社会学研究》投稿，到2016年第6期刊发出来，整个周期大约为1年。

第一轮初审意见来自责任编辑闻翔博士。他一方面肯定了我的研究问题和分析架构，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对结论进一步充实；第二，补充相关对话文献；第三，修改文章的表述语词，统一用语，删除不规范的提法；第四，斟酌各级标题。

按照修改意见，我重新明确了与黄仁宇对话的三个要点（技术与权威的关系、信度问题、效度问题），然后，我重拟了标题，添加了第三级标题，把文章的结论重新写了，阐明了总体支配与技术治理的关系，数字技术的普遍性，并从现代性的角度点出了重量轻质的问题。再有，我把全文的词句重新调整了，把那些口语化的、表述不到位的、语气不够客观的、无关紧要的、文件性的都删掉或改写。基本上，这相当于对全文进行了重写。

实际上，每一轮修改我都试图对全文进行整体性修改。因为整篇文章是一个有机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只是单纯地针对审稿意见进行局部修改，整篇文章就会像是打上了大大小小的补丁，阻塞文脉，甚至佶屈聱牙。我的文章发表后，有同学说“读来很顺”，这正是源于我在每一轮修改中都尝试对文章进行整体性修改。

第二轮修改意见来自匿审专家。我自己做过很多刊物包括《社会学研究》的匿审人，我也让其他专家做《学术研究》的匿审人，相对来说，我算是比较清楚匿审人的工作状态和心态。一般来说，匿审人多数就是期刊的老作者，而多次审稿的匿审人一般都是水平较高并且比较负责任的期刊作者。很多作者抱怨匿审人意见严苛，多数是这几种情况：有些是作者水平的确没有达到发表水平；有些是作者与评审人的意见出现正常的分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上的认识分歧很正常；有些则是匿审人的确拔高了评审标准——《社会学研究》作为顶级刊物，对于顶级刊物有更高的要求，其实也是正常的，而且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时候编辑会做相应的权衡与调整，而作者能做的，就是不断修改、改善与提升自己的文章。

具体到我这篇文章，《社会学研究》的两位匿名评审对于选题和论点都持肯定意见，但就具体的研究聚焦、理论框架和论证过程则提出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意见。在第一份意见中，匿审人提出了四条修改意见：第一，理论框架不够清晰；第二，在中观解释机制上，文章还需加强提炼水平；第三，案例的写作还需改善；第四，行文和写作安排上还可以进一步紧凑。在第二份意见中，匿审专家也给指出：第一，关于总体性支配的概念需要斟酌；第二，进一步明确研究的问题意识；第三，理论对话要更加聚焦，第四，一些实证材料的运用需要规范表述；第五，一些不规范、不到位的表述需要纠正。

我把这两份匿审意见打印出来，仔细研读，然后思考如何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首先，我把题目改成了《数字下乡：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也就是说，我把原先题目中的“扶贫开发”改成了“精准扶贫”，因为数字技术与精准扶贫息息相关。其次，我第一稿中其实有两条行文线索：一个是总体支配与技术治理的关系，另一个则是国家信息能力与数字下乡问题，根据匿审意见，我决定删除第一条线索，专注于第二条。

在前面两稿中，我自己也感觉文章的理论框架的确不够明晰，于是，我重新明确了数字下乡的内涵，并且提出了“数字在地化”、“数字系统化”和“数字逻辑化”这三个维度，来具体支撑数字下乡这个概念，而在数字再生产问题上，我将省扶贫办、县扶贫办、村干部和驻村干部四个行动者的逻辑置于多重发包的数字生产体制中进行考察，把这种扶贫治理中多方参与的治理分歧展示了出来：在多重发包的数字体制中，各方治理行动者的目标和激励有所不同，这导致了数字失真。最后，我补充了匿审意见提出的参考文献，删改了不规范的表述，在经验资料的书写上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处理。

我非常感谢匿审专家的认真负责，对于绝大部分修改意见我都虚心接受，并且根据匿审意见，重写全文，做了详细的修改说明。当时我面临博士论文答辩，正在进行博士论文的最后修改，一边修改《社会学研究》的文章，一边写博士论文，一边还在更新《学术与社会》的微信专栏，期间曾经病倒过一次，我平时很少生病，上一次生病还是2012年。我开玩笑说，我每次生病，四年一遇，逢闰年而病。

经过焦灼的等待，我终于收到了第二轮匿名评审意见。经过第一轮修改，文章的理论框架、中层机制和经验阐释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匿审专家也表示了肯定。这一轮的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问题的提出”和理论延伸等问题上，针对这一轮的修改意见，我重写了第一、二部分，并且对其他部分进行了相应调整。

从投稿到最后发表，经过以上三轮大型修改，文章大致就定型了，在此之后，根据编辑部的意见，我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完善、润色，至此，文章基本通过了审稿。经过这几轮大改，我的论文已经“面目全非”了，但是在这一遍一遍的修改过程中，我学习、领会到了很多。回头看来，一篇文章最终能够发表，修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对于我这种初次投稿的新人来说，最好要有归零心态，把每次修改都当成新写一篇文章。而且，越改到最后，我的心里越踏实，有几次我甚至感觉：即使这篇文章不发表，通过这几轮修改，我也已经收获满满了。

七、开物成务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关注和讨论。目前学界精准扶贫研究多数侧重政策应用性，而我的文章侧重理论性，同时基于长时段的田野调查，对精准扶贫做了反思性的检视，这种理论性、检思性可能正是引起同行关注的原因。此外，一些朋友还对文中“数字下乡”的提法及其解释机制很感兴趣，可能因为这个概念与他们在实际调研中的经验能够产生一些共鸣。

我的这篇小文只是拉开了帷幕。尽管从实践和宣传上看，精准扶贫已经非常热门，但是关于精准扶贫的理论研究却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放置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看，精准扶贫典型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治理特征，要求数字考核、精准对接等等，这些特征不仅体现在扶贫领域，而且体现在其他社会治理领域，甚至事业单位、高校等领域，这也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归根结底，学术研究就是及时而又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动，并能有效地将其理论化，为我们理解这个时代提供必要的观察视角。对于精准扶贫的研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的研究只是抛砖引玉，希望今后有更多更好的研究尽快跟进。

中国人信奉“尽人事、听天命”，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农村消费，博士论文我原本想“摆脱”农村，可是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被安排到深山老林中扶贫。可见，人算不如天算。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冥冥之中，一切早有安排。

人类无法左右其生活的际遇，从来不曾掌握洗牌的资格，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下一轮能摸到什么牌，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打好手中的牌，随机应变，随遇而安。

这些我们不能左右与掌握的结构性际遇，也恰是社会科学需要感知、理解与揭示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永远做不成“上帝”——一个冷眼睥睨众生的局外人，我们首先应该反观自己的生活，体察自己的人生，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想象力，以便于更充分和彻底理解我们的时代与社会。

做学问的最终目的，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开物成务”：找到世界的根本，确立人生的法则。这个终极目标就像浩瀚夜空中的北极星，也许高远而难以企及，但是向着星空的光明前进，这个追索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与修行。

2016马上举起作别的右手，我也站在人生轨道的十字路口，即将从期刊编辑转为高校教师，开始新的旅途。学路漫漫而修远，愿与同道者共勉！

祝大家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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