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产能已经停了，拆除后以防止死灰复燃，何乐而不为？

按照《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我国化解钢铁过剩产能着眼于推动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突出重点、依法依规的原则，综合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和法治办法，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建立市场化调节产能的长效机制，最终达到促进钢铁行业结构优化、脱困升级、提质增效的目的。就去产能的具体对象来看，主要包括不符合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的产能，以及低效、竞争力弱的产能。

 一年来，各级政府部门、、，扎实行动，形成合力，在去产能上成绩斐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企业效益明显好转。

2016年，我国粗钢产能净压减6500万吨以上，产能利用率恢复到75%左右，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这一数字虽未恢复到国际上公认的正常产能利用率的水平，但同比数据明显改善，表明去产能的效果已经显现出来。

从钢材价格来看，自2016年4月份起，钢材价格开始全面快速上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钢材综合价格指数达到99.51点，与年初的56.37点相比，大幅上涨76.53%。在这种情况下，钢铁企业效益也稳步回升。2016年，钢铁全行业扭亏为盈，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02倍，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下降了51%。这组数据表明，我国化解钢铁过剩产能的措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供求关系得到改善，从而支撑了钢材价格和钢铁企业效益的明显回升。

第二，为建立公平市场秩序奠定坚实基础。

《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对生产‘地条钢’的企业，要立即关停，拆除设备，并依法处罚”。在这种情况下，2016年初，化解过剩产能的战役打响后，严厉打击“地条钢”，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成为发力点。2016年，湖南省对9家“地条钢”企业（涉及粗钢产能275万吨）采取了断电、拆除并销毁工频炉、中频炉设备等措施。除2家暂未拆除炼钢设备外（预计2017年3月底前彻底拆除），其余7家炼钢设备均已拆除完毕。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对“地条钢”生产企业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2017年，取缔“地条钢”仍然是去产能的重点工作之一，并明确要求在6月30日前全部清除“地条钢”。徐乐江明确表示，2017年去产能的决心不会动摇，力度不会减弱，重点做好坚决取缔“地条钢”工作，坚决把不符合环保、安全、质量、技术、能耗等标准和政策的产能依法依规退出。

上述雷霆手段，一方面对钢材市场恢复正常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给市场和行业带来了信心，另一方面为构建并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秩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钢铁行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取得新突破。

2017年2月27日，宝钢股份吸收合并武钢股份上市仪式如期举行。这意味着2016年钢铁工业结构调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宝武重组进入了新的阶段。

同样在这一年，河钢集团收购了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杭钢集团在关停了半山钢铁基地后，新组建了浙江省环保集团，企业转型走向新高度。等等这些，都孕育着中国钢铁走向未来的希望。 

第四，化解过剩产能的长效机制逐步建立。

2016年4月中旬，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等25个成员单位组成的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困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召开了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至今，部际联席会议在统筹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各项工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奖补资金、财税、金融、职工安置、国土、环保、质量、安全等8个专项配套政策文件陆续出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策文件体系。

2016年11月14日，工信部正式公布《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年~2020年）》，围绕“到2020年钢铁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实现全行业根本性脱困”的总体目标，从化解过剩产能、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智能制造、品种质量5个方面提出了引导性的调整升级目标。 

2016年，在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整体思路下，我国政府同步开展了联合执法检查专项行动、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专项行动、淘汰落后生产设备专项行动等。与此同时，、发改委、安全、环保、，。其目的正是为了巩固去产能的成果，防止被去掉的产能死灰复燃。2016年底，，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问责，表明了国家坚决打击违法违规产能的决心。2017年2月9日，工信部公示了拟撤销规范公告的35家钢铁企业名单，意味着对钢铁企业的动态管理正式启动。

这些都表明，钢铁行业规范管理、化解过剩产能的长效机制正逐步建立起来。

在2016年去产能成绩的背后，是中国钢铁行业和企业的艰苦努力，以及市场化理念的推动和竞争力的提升。

2016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在参与政策制定、争取政策支持、反映企业诉求、维护企业利益、提出合理建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016年，宝武集团化解钢铁过剩产能近千万吨；河钢集团压减炼铁产能156万吨、炼钢产能166万吨，超额完成全年压减83万吨炼钢产能的任务；山钢（退出炼铁产能150万吨）、马钢（压减炼铁产能222万吨、炼钢产能281万吨）、昆钢（压减粗钢产能280万吨）、永钢集团（压减粗钢产能67万吨）等钢铁企业均提前完成了化解过剩产能任务。一批钢铁企业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主动适应市场变化，控制产量，降本增效，改善品种，提高质量，加强服务，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就在中国钢铁工业去产能工作进一步深入推进的时候，最近，某国际组织和某国内咨询机构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提出我国钢铁行业“有效产能”不降反增等观点。这些观点被一些国外媒体炒作、演绎，质疑我国在过去一年钢铁去产能的成效。

那么，什么是“有效产能”和“无效产能”？

供给和需求是构成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力量。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明确提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配置稀缺资源的机制。随着价格的上升，供给量增加。而在产能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供给量的增加/减少直接取决于设备的开工率。也就是说，产能的在产或停产，是市场经济中调节供给的主要手段，并且主要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

实际上，任何市场经济中都存在闲置产能。市场也需要部分闲置产能，这是市场自发调节的关键。如果缺乏闲置产能，将使市场在短时间内失去对价格变动的调节功能。

该报告对这两个名词做了解释：“本文中将已长期停产的闲置产能定义为‘无效产能’，对现有市场中钢的产量没有影响；将在产产能定义为‘有效产能’，包含无利润的在产产能。” 

用供求理论分析这个定义可见，所谓“有效产能”，实则是忽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忽略了闲置产能属于潜在生产能力的事实，让读者误以为只有在产产能才能“有效”评价钢铁行业的真实产能情况。

因此，正确看待钢铁行业去产能工作的思路和成效，还需要坚持原点思维， 理清钢铁生产能力的定义、产能过剩的本质、去产能的目的和执行标准等问题，从而找准靶心、精准发力。

首先，关停已停产产能和劣势产能，是化解过剩产能的题中之义，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步。

无论产能过剩成因如何，最终都将在实体经济中表现为：价格下滑、企业效益下降，最终导致在产产能停产，转变为闲置产能。

产能闲置，一方面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在供求关系改善时，闲置产能可以转化为在产产能，导致产量迅速增加，从而抑制市场价格的回升和企业效益的增加。也就是说，闲置产能过大可能会导致合成谬论（对单个企业而言是正确的决策，但从整体来看却并不总是正确的），从而导致价格与供给量之间的传导出现失灵。因此，大量的闲置产能会对行业的经济运行产生负面效果，减少闲置产能，使产能利用率回归合理区间，本身就是去产能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关停闲置产能，有3点值得注意：

一是这部分产能经过从2011年9月开始的钢价单边下行的洗礼，是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下，因竞争力不强而被挤出市场的那部分劣势产能，在企业自身也产生退出意愿时，关停这部分产能是理所当然的；

二是这部分产能已经停产一段时间，职工多已另谋出路或转岗到其他行业，资产和负债的问题也基本得到初步解决，关停这部分产能的难度相对较小；

三是将这部分产能关停，可以迅速压减在停产和在产中摇摆的闲置产能的数量，使供给价格弹性恢复正常，从而捋顺钢材市场价格和供给量之间的传导关系，使钢材市场得以健康运营。

一举三得，正如徐乐江所说：“它已经停了，不生产了，防止今后的死灰复燃，何乐而不为？”

其次，坚持市场化去产能，是既着眼长远又务求实效的战略选择。

化解过剩产能，重在去产量，还是去产能？中国钢铁工业对此有着自己的研究判断：目前影响我国钢铁行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产能过剩，而不是产量过剩。其证据是：2015年我国钢铁行业处于最困难时期，钢材库存却处于近5年最低水平，因此可以看出并不是现货产品积压造成的市场供需失衡，而是产能过剩影响市场预期造成的恶性竞争，产能的事实存在是影响市场的根本原因，与其是否在产没有直接关系。这与上世纪90年代期间发生的产品大量积压、三角债问题严重、企业倒闭、大量职工下岗有本质性区别，究其原因是我国经济实力、产业结构以及企业经营理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经不能用过去的做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

我们当前所采用的方法，是通过法律限制和经济杠杆，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劣势产能因综合成本过高而退出市场成为闲置产能，在此基础上将这部分产能彻底拆除，从而完成去产能的任务，同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布局结构的调整，标本兼治地解决制约钢铁工业健康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每家企业是否开工，要生产多少钢，都是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决定的，从而避免因控制产量人为造成市场失衡。

市场的运行也印证了这一方法的合理性。2016年，从3月底开始，钢材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短短一周涨幅超过50%。此后虽有波动，但钢材价格始终维持恢复性上涨的态势，直至年底。在此背景下，钢铁企业因盈利好转而加大产能释放力度当属合理的市场行为。

再其次，化解过剩产能必须依法进行。

在的开启全面依法治国新局面的大背景下，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也必须秉持法律这个准绳。  

、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西、云南和宁夏等8个省、区以来，环保风暴频起，一批钢企被查。同时，、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安监总管四〔2016〕38号）要求，，并对自查阶段发现存在事故隐患的企业进行通报。环保、安全“红线”发力，不仅在倒逼过剩产能依法加快退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促进钢铁工业长远健康发展方面为我们带来了更多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在化解过剩产能的过程中，、，会损害企业的合法财产权和金融机构的贷款抵押权。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损失补偿、债务化解等问题，很有可能引发财产损害赔偿、借款抵押纠纷等案件，并可能引发相应的行政诉讼。而在产企业的资产、负债、抵押情况，以及员工安置问题更加复杂，如果解决不好，甚至有可能引发群体性劳动争议诉讼。因此，确保化解过剩产能平稳推进，需要依靠法治的力量。  

纵观全球现代钢铁工业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产能过剩是钢铁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普遍存在的现象。欧洲和美国、日本等经济体均在一段时间内经历过去产能的“阵痛”。

欧洲的达维尼翁计划。20世纪70年代后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加速了欧洲经济的衰退和需求的萎缩，二战后快速发展的钢铁工业陷入产能过剩的困境。1977年，西欧实施了“达维尼翁计划”（Davignon Plan），主要包括限产限价、关停落后产能、调整产品结构、限制进口、促进兼并重组等措施。达维尼翁计划一方面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倒逼企业自行削减产能，促进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干预，停止新建产能，关闭落后、效率低下的产能。通过实施达维尼翁计划，欧共体成员国总计关闭淘汰落后产能约4000万吨，让钢铁生产最终主要集中在效率较高的钢厂。

美国钢铁去产能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随着工业化结束，美国钢材需求大幅下滑。同时，由于欧洲和日本钢铁工业崛起，美国钢铁行业遭受到进口钢材的巨大冲击。1998年末，累计有31家钢铁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或倒闭，约占当时美国钢铁企业总数的50%。2001年，美国宣布对钢铁行业提供保护，提出努力减少全球的过剩钢铁生产能力。美国化解钢铁产能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依靠市场的优胜劣汰，亏损企业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或关闭；二是鼓励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据统计，1997年底至2003年10月，美国共有41家钢铁企业破产关闭，涉及粗钢产能5280万吨，扣除其中后来又投产的约3800万吨产能，大约有1500万吨产能被彻底淘汰。

日本钢铁工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多次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政府曾试图通过“公开销售制”控制钢铁产量和价格，20世纪60年代又尝试控制钢铁企业的过度扩产和投资。1978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特定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推行“减量经营”的政策，包括以下措施：一是通过实施设备注册制度、淘汰落后设备等，推动不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市场，并通过兼并重组减少部分落后产能，二是实行“工业重新布局计划”，在搬迁重组的过程中淘汰一些落后产能；三是通过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通过淘汰富余产能提高生产效率；四是平衡供求关系，一方面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加快海外投资建厂的步伐，向国外转移过剩产能。在政策的引导下，1982年~1993年，包括新日铁的釜石厂等8座高炉和炼钢、轧钢设备在内的大量过剩生产能力被关停。从产能变化情况看，1978年，日本钢铁产能大幅下降，之后有所反弹，自1981年开始真正进入持续下降通道，1990年降至最低点1.37亿吨，比1977年的峰值下降了18.29%。

将欧州和美国、日本等经济体化解钢铁过剩产能的措施和效果与我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首先，我国与欧美日化解过剩产能的背景不同。

      欧美日钢铁产能严重过剩问题凸显，源于其国内钢材需求出现断崖式下跌，钢铁生产大幅萎缩。而我国钢材需求虽然增速放缓，并在2015年出现小幅下滑，但2016年再次恢复小幅增长的态势。总体判断，我国的钢材需求仍然处于峰值弧顶区，尚未进入持续下滑通道，更未出现断崖式下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钢材需求低迷，粗钢产能利用率下滑，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作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我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对产能过剩问题主动认识、积极应对，立足点是携手其他钢铁生产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合作共赢，体现的是钢铁生产大国勇于担当的责任和推动钢铁工业转型升级的决心。

其次，从欧美日的经验来看，关闭大量闲置、效率低下的生产能力，是市场化去产能的必然选择。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产量出现上升也是正常现象。

例如，1973年，日本粗钢产量达到1.19亿吨的峰值，1974年开始下降，这种下降趋势持续到1978年。随着落后产能的淘汰，日本粗钢产能的拐点在1981年才出现。特别是1985年日元大幅升值后，随着汽车等下游用户向海外转移、需求萎缩，大量过剩钢铁生产能力被关停。到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高炉数量已经从1984年的65座下降至45座。再如，安赛乐米塔尔在2013年关停的比利时烈日钢厂的1座高炉，其实从2008年金融危机起就一直闲置，时间长达5年之久。

值得注意的是，去产能不等于去产量。1981年~1993年，日本的粗钢产能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其间，粗钢产量在1984年和1988年出现过两次上升。从日本去产能的整个过程来看，粗钢产量总体保持稳定，并随市场变化出现上下波动，表明去产能主要作用于已停产产能，并且并不影响先进产能的释放，最终结果是行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这也是化解过剩产能的最终目的。

最后，我国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总量大、见效快。

从时间上看，欧美日化解过剩产能用了十几年甚至20多年的时间。其中，欧洲从1977年达维尼翁计划开始实施，到21世纪初形成安赛乐米塔尔欧洲公司、塔塔钢铁欧洲公司、蒂森克虏伯三足鼎立的局面，经历了20多年，目前仍然面临着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美国从1998年钢铁企业出现“倒闭潮”到2008年一系列企业联合重组基本完成，用了大约10年时间；日本从1978年《特定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颁布到1993年粗钢产能规模再次扩大并保持稳定，也用了大约15年时间。

从规模上看，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欧共体成员国总计关闭淘汰落后产能约4000万吨，美国扣除后期复产的产能总计淘汰产能约1500万吨，日本的钢铁产能累计减少了约3000万吨。而我国的产能基数远大于上述国家或地区，压减任务更加艰巨。

2016年，中国钢铁工业实际压减钢铁产能已超过6500万吨。按照已经确定的目标，“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压减钢铁产能1.4亿吨。无论是从压减规模还是从实施速度来看，我国化解过剩产能所取得的成效均前所未有。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中国钢铁化解过剩产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满自信。

诚然，产能过剩的矛盾仍然困扰着我国钢铁行业，钢铁企业转型脱困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回顾2016年钢铁去产能的思路、措施和效果，在正视成绩的同时，也要正视工作中的不足和前进中的困难，并做好迎接更加严峻的挑战的准备。

咬定青山不放松。在2017年这个去产能的攻坚之年，钢铁行业要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继续坚定不移地按照坚持尊重市场规律与改善宏观调控相结合、坚持拓展市场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坚持严格控制增量与调整优化存量相结合、坚持完善政策措施与深化改革创新相结合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各项工作，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

广告热线：010-64438771

新闻热线：010-64442120

发行热线：010-6444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