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全集》编后谈 （上）

本文原载《中国编辑》杂志2016年第4期，本公众号获得作者授权发布该文。

杨绛先生早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即于1933和1934年相继发表散文《收脚印》及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由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1935至1938年她同钱锺书先生一道留学英法，回国后定居上海。40年代初，迫于生计，相继创作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和《游戏人间》，后者于1944年在上海巴黎大戏院上演，但剧本未能留存下来。彼时杨绛在上海“沦陷区”享有很高声誉，当时人们在介绍钱锺书时，一般称“他是杨绛的丈夫”。在此期间，杨绛还翻译了英国理论专著《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1948年出版）。1949年，她与钱先生同时受聘到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自此，她把研读中外文学作品视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可是，在那思潮盛行的岁月，她的研究文章或创作不仅不易发表，反而因“缺乏红线贯穿”而屡受责难。于是，她便专注于外国文学名著的研读与翻译，先后翻译出版了法国长篇流浪汉小说《吉尔·布拉斯》、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和长篇骑士小说《堂吉诃德》。

自80年代初开始，年逾古稀的杨绛进入了文学创作的旺盛期。先后发表的主要作品有纪实文学《干校六记》，长篇小说《洗澡》，回忆一家三口居家生活的《我们三》以及大量杂忆与杂写等。鉴于杨绛在文学创作和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中的巨大成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4年5月出版了《杨绛文集》（8卷本）。《文集》出版之际，先生已经93岁高龄，令人敬佩的是，此后的十年中，她又有多篇（部）新作问世，如《走到人生边上》《坐在人生边上》以及几百上千字不等的散文佳作十余篇，尤为可贵的是她于103岁之际推出了中篇小说《洗澡之后》。

鉴于上述多篇新作的问世和两部重要作品（译作）的复现，为反映作者文学创作和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的全貌，我们决定出版《杨绛全集》（9卷本）。为了整理和编排好这一出版社的重点出版项目，本《全集》的责任编辑由古典文学研究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任社长管士光以及老编辑我和王瑞组成。我们在编辑《杨绛全集》过程中，多次前往先生寓所同她商谈作品编排及分卷分类等事项；《全集》出版后，我们又以送样书或其他公干为由，隔段时间便去看望她一次。在一次次与先生面对面的交流中，我们对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坦然率真的处世心态有了更深的了解。

《干校六记》发表于1981年，这次收入《全集》时，先生在逐字逐句细读一遍之后，告诉我们说，“六记”中的第四记“‘小趋’记情”第七段大娘呼唤狗的声音应改为拉长声音的“狗”，并且加注说明：“农村的狗都没有名字，但狗能从主妇的呼叫声中分辨自己的主人。”先生对事物观察之深刻、描写之细腻，对文字的准确性要求之严格，由此可见一斑。《洗澡之后》单行本出版后，先生照样细看一遍，并勾划出了十多处她做了修改的字句，如去掉了第二部第四章结尾的最后一整段文字，将“吃了一顿夜饭”改为“吃了一顿晚饭”等；此外，她还纠正了一个错字，将“他的脸都生光了”中的错字“生”更正为“丢”。此时的杨先生已经103岁了，她对作品的文字仍旧那样精雕细刻，她做学问这种严谨认真的负责精神令人我们后学肃然起敬。

2004年出版的《杨绛文集》

翻译和创作是杨绛文学成就的两翼，此两者的作品数量几乎相等。先生的译文力求做到言简意明和具备汉语特色。中译本《堂吉诃德》出版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系正闹“书荒”之际，加之出版社刚刚恢复出书，出版环节尚不规范，译本出版后，西班牙语文学与教学界的读者在争相阅读的同时，也对译本中的一些译法及相关体例格式等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先生得知后，热情听取了大学西班牙语中青年教师读者的意见，并着手对《堂吉诃德》进行修订。（笔者认为此事很正常，其一，，那时消息闭塞，工具书匮乏，译者不可能以有限的参考材料了解无限的西班牙知识，其二，文学翻译讲求“意境”和“神化”，不可能像学生在课堂上作中外文对照练习那样一个外文单词对应一个中文词。）修订本出版后，先生还写了一篇谈翻译《堂吉诃德》过程及体会的文章《记我的翻译》。不久，又写了《翻译的技巧》一文，文中提出“一仆二主”的翻译理念，即译者同时要伺候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主张译者应在吃透原文精神的基础上，灵活处理句子。文章说，西文语法与汉文语法繁简各有不同，例如，西文常用关系代词，汉文则不用，但另有方法免去代词。西文语法常用“因为”、“所以”来表达因果关系，汉文只需把句子一倒，因果关系就很分明。她举例说，有一句话原文直译是“他们都到伦敦去了；我没有和他们同到那里去，因为我头晕”。但是，将其改为“他们都到伦敦去了；我头晕，没去”。这样颠倒一下次序，既突出因果关系，语言也更为简练，而原文的意思一分未减。如果用前一种译法，为三句话，24个字，后一种译法也是三句话，却只有13个字，字数减少了几乎一半，而意思反而更明确。先生将这种译法称为“点烦”，“点烦”是唐代学者刘知幾在《史通·外篇》中提出的，即芟芜去杂，可减掉大批“废字”，把译文洗练得明快流畅。但先生强调说，“点烦”要有度，如果去掉的字过多，读来会觉得迫促，失去原文的从容和缓；如果可省的字保留过多，又会影响原文的明快。在文学翻译上，杨绛一直坚持“点烦”和“化境”这两种境界，而“化境”就是既要忠实原著的异化，又要忠于读者的归化，能够达到这样两种意境的融汇，则是杨绛译作深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未完待续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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