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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伤逝》

2023-05-10 14:56:27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以爱情为题材的白话文小说,以男主人公回忆的视角,讲述了五四时期涓生与子君的婚恋故事。

相必读者很感兴趣的问题是:以严肃、冷峻著称的鲁迅先生会怎么描写这对年青人的爱情呢?不得不说,鲁迅作为一个小说家,创作的技艺确实值得称道。且看他怎么描写身陷爱情的涓生在等待恋人时的状态: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顺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


末了还止不住补上一笔:“我憎恶那不像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的儿子,我憎恶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细想想,这种旁及无辜者的责备,不正好说明涓生倾听的专注度之高,还有在等待中难以掩饰的焦躁之意?平日里我们在楼下或者街口等人时,等久了,不也极容易产生这样的近似无理的想法?

等着等着,涓生还不免胡思乱想:“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这很好地表现了涓生与子君恋爱时心中难以排遣的“寂寞”;他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

以上对恋爱中的男青年心理的种种描绘,可谓体贴入微,让人不禁莞尔一笑,想起自己读书时代也曾有的,对着一张相片,痴痴念想的样子,想起熄灯后开着小台灯或者就着手机屏幕的微光,咬着笔头炮制情书的场景,想起和初恋约会时,对方哪怕迟到一秒钟,都必定严惩不贷的态度。




接着是子君大胆的宣言: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还有涓生的表白:

“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排列过措辞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

之后,小说描写了两人安宁平静的同居生活:“去年的暮春是最为幸福,也是最为忙碌的时光”。

慢慢地,涓生开始有了不满的情绪:“子君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正如周佩瑶老师在课上讲过的,一句“子君竟胖了起来”,就很好地表达了男性一方对女性的嫌恶。

涓生失业,可以看作故事的转折,也是对两人婚恋生活的考验。涓生准备以译书谋生,然而缺乏安静的工作环境;子君仍忙于“川流不息”的吃饭,喂狗、喂鸡。涓生对子君的失望和不满在上涨:

“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

“只有子君很颓唐,似乎常觉得凄苦和无聊,至于不大愿意开口。我想,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呵!”


而且,涓生开始逃离冰冷的家,留着子君一人守家:

“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那里去呢?大道上,公园里,虽然没有冰冷的神情,冷风究竟也刺得人皮肤欲裂。我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

“子君,──不在近旁。她的勇气都失掉了,只为着阿随悲愤,为着做饭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并不怎样瘦损……”

不可避免地,两人的关系走向破灭,涓生为着内心的“真实”,说出了下面的话:

“‘……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子君没有哭闹,在冬春之际,跟着来接自己的父亲回了家。最后,涓生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子君死了;除了这个消息本身,细节一类无从得知,像是早已烟消云散。而涓生也终于将积攒已久的忏悔的心情释放出来,写下了这篇“涓生的手记”。

当然,这只是作品的构思;文本的创造者是鲁迅先生自己。



婚恋问题、家庭问题、女性问题,是五四作家普遍关注的议题。人已中年的鲁迅,此时正面临一段新的感情,他和许广平从1925年3月开始通信,1927年10月两人在上海开始同居生活。《伤逝》正是写于这个时期(《伤逝》写于1925年10月,时先生已经四十五岁)。

不同于当时青年们喜闻乐见的喜剧收尾的小说,《伤逝》安排了一个悲剧的结局,也因此,更能引起我们对那个启蒙时代的关注,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些在当下仍困扰着人们的问题,譬如:时代下个体的爱情如何存在?婚姻是否真是爱情的坟墓?广受呼唤的女性解放在实际中将面临多少?

 

故事的结局是子君死了。小说的开头便是涓生的忏悔: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为什么要忏悔呢?文本中亦有所交代:

“我为什么偏不忍耐几天,要这样急急地告诉她真话的呢?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虚空。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她爱我之后,就要负了这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

里面藏着两对反义的词:“虚伪”和“真实”,“虚空”和“重担”,从这两对词我们可以看到五四启蒙时期的精神特质,以及那个时代下个体爱情的脆弱。

涓生没有选择负着“虚伪的重担”,将不爱子君的想法和盘托出,从此不必再承受着那些虚假的慰藉给自己内心带来的“难堪的恶毒的冷嘲”。这种追求彻底的“真实”还有时时刻刻监督自己的反省精神,无疑是鲁迅自己的写照,同时也反映了五四新青年以怀疑精神为底色的打破一切虚假事物的思想。

涓生的坦诚,是造成子君之死的直接原因。在那个新旧交替、新思潮风起云涌但又未能取得多数认同的时代,选择自由婚恋的子君,一旦回到父权制主宰的旧式家庭中,强调女子贞洁的传统伦理,势必会一步步使子君走上绝路。即使不是过早陨亡,也要“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便是“真实的重担”。

这种重担,无论是不能忍受的内心的虚伪,还是注定承担的生活的无奈,究竟根源于什么呢?是否要将过错归到选择坦诚的抛弃了子君的涓生身上,抑或是为子君仍脱离不了传统家庭伦理的束缚而感到惋惜?我的答案是,否。这样的解读并没有错,不过我想强调的是,个人选择和运命背后的时代的因素。


涓生和子君作为五四新青年的代表,他们追求自由婚恋,这本是美事一桩。在当时,亦有歌颂这种行为的檄文,也不乏为此安排上一个美满结局的文学作品。但先生的这篇唯独例外,为什么?事实上,我们应该承认,作为一篇小说,它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也就是说,故事情节的安排是合理而具有信度的,并且在阅读体验上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悲凉感。这种合理性和感染力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作者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更来源于作者对现实的洞察。大胆、追求自由解放、敢于反抗权威的时代精神,这是时人普遍能感知的,这也成为小说开端的基调。鲁迅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对现实与理想之间差距的清醒认识,对启蒙路上存在的诸多困境的深刻思考。

涓生和子君,可以看成是“启蒙者”与“受启蒙者”之间的关系,至少在涓生自己看来是这样的。所以,当子君说出“我是我自己的”这样的革命宣言时,涓生觉得他的灵魂都受了震动;当同居后子君不再读书时,涓生会耿耿于怀,并讥讽式地想:“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启蒙话语下的自由婚恋要面临的困境似乎远胜于今日,他们所要承受的阻力与压力,大概与今日同性恋所要承担的不相上下?这些压力,根源当然是父权制根深蒂固的旧社会、强调纲常礼教的旧制度;那个时代的青年,有志于打破旧伦理,意味着他们要和传统力量作斗争。困难的地方在于:他们首先要成为真正的新青年,这绝非单靠“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可以实现。

同居后的子君没有保持独立,而是不自觉地就顺着传统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走下去,这一方面可见传统伦理对于生活在其中的女性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也看出了作为“受启蒙者”的子君对于“自由”“解放”的片面理解。在她看来,似乎只要勇敢地走出家庭,坚持自由恋爱,坚持自己选择婚姻的对象,就可以呼应启蒙的思潮了;但显然,这是远远不足的。真正的自由、解放应当是建立在自我独立的基础上,对于女性来讲,不把自己视为男性的附属物,谋求个人的独立性是应有之义,尤其是在婚后的生活中。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妨将鲁迅的这篇小说当作一份启示录:在爱情和婚姻中,都必须始终保持个人的独立性。



在作为“启蒙者”的涓生身上,我们则不难看到青年知识分子的缺点,还有横亘古今的两性之隔。鲁迅曾在《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一文中写道:“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大谈公理、呼吁解放,自然是很能鼓舞人心,也往往需要发言者对于所宣扬的有所认识和积累;但假若只是一味的“言”,那是值得提防的,因为说的和做的有差距、做的和要达成的也存在差距,不在现实中去“行”,那么极容易陷入盲目的乐观主义之中。这在《伤逝》这一出由乐到悲的戏剧中,很能得到说明。涓生体现了当时新青年的两大特点,一是理想主义,一是面对困难的软弱品格。小说是以涓生回忆的视角来叙述的,从中我们更清晰地看出“启蒙者”一方对于“受启蒙者”所寄予的希望:

“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甚至于在说出已经不爱的心声时,也仍要加上一句:

“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涓生作为启蒙者,一心希望子君能成为独立自主的新女性,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他将这些启蒙的思想在现实中的实现看得太理所当然了,所以在回忆中,自然地流露出对子君种种表现的不满,这就是理想主义浓厚的青年人容易犯的弊病。在两人相处时,涓生能意识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一旦境况不如人意,又没能有效地把问题解决,到最后竟径直逃离到温暖的图书馆里去了。

固然,这可以视为知识分子身上的软弱性的体现,但此处笔者无意去做什么指责。同为时代的青年,更有意义的做法是,一同来面对这些困境,尝试着找到解决的办法。

在上面找到的两对反义词中,“虚空”一词是不能忽略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还有二字颠倒的“空虚”一词。这两个词适应的语境自然是有差异的,但它们都同样指向当时青年人内心的状态。涓生仗着子君“逃出这寂静和空虚”,所以在子君离去后,他又觉得“屋子里是异样的寂寞和空虚”,同时感到一种沉重感,开始后悔如此着急地“将子君说给真实”。这种后悔以至到后来的忏悔的心态,不妨看作是青年人对自身责任的一种敏锐感知;事实上,这恐怕也是鲁迅内心潜藏已久的想法:他和名义上的妻子朱安之间的关系之所以维持下来,大概也是出于和涓生同样的顾虑。正如鲁迅对许寿裳所说的,“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他,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见于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62页)他之所以在和许广平通信期间写下这篇小说,可能也有向对方袒露内心的用意,或者说,在考虑是否要接受许广平的爱意时,鲁迅自觉地运用小说来挖掘自己的内心,同时又能与时代思潮相沟通,揭示出更丰富的内涵。回到小说本身,我们要追问的是:涓生这种“寂寞和空虚”要如何得以摆脱?在面临这样一场爱情悲剧之后,涓生要如何走向新的生活?



小说的最后是这样写的:

“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    

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小说三次出现“遗忘”,这不是薄情寡义之举,不然也没有这一纸写满忏悔字眼的手记,“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恐怕才是真意。

从涓生的角度出发,可以说,这篇小说给了我们另一个启示:婚姻中对另一方需讲求责任,为对方考虑,而不能只重个人的自由与发展。这也是鲁迅的自我警醒。

小说的力量殆在乎此,历经岁月仍然熠熠闪光,让我们看到过去时代里个人的处境与忧思,引发起我们对于当代和自身的关照、对于民族深层文化的思考。爱情,这个永恒的命题,会在你我身上作何应验呢?

 

最后,以鲁迅在杂文《坟·杂忆》中的几段话作结,与诸位共勉: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

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

否则,历史指示过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那结果,是反为敌人先驱……

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

 

(本文参考了周佩瑶老师的授课资料和钱理群先生《心灵的探寻》一书中的一些观点,在此表示感谢!)


图片取自唐明浩《伤逝》摄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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