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论丛】《资本论》:经济权力的来源与结构的理论

    《资本论》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权力来源及其结构的理论。在来源上，社会剩余劳动的物化所具有的依赖性、稀缺性与占有性共同决定着经济权力的实践生成；在结构上，以金融资本为轴心，经过实体资本，以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为基础，通过由内而外的市场化与全球化过程，进而支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而展现与衍生为五种层面的经济权力结构。，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在《资本论》经济权力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科学而合理的经济制度优化经济权力结构进行空间再生产，克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经济权力结构的优劣是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成败的关键。

《资本论》；经济权力；实践生成；经济治理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权力生成思想的唯物史观解读及其当代意义”（16CKS054）、浙江省委党校系统青年教师学术促进会课题“唯物史观视域下资本空间扩张的内在逻辑：动力、悖论与再生产”（QCH201606）、并受到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浙江省一流学科A类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项目）”专项经费的资助。

     《资本论》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揭示了支配当代社会的经济权力——资本——的本质及其来源。西方经济学只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则看到了物与物关系背后那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资本。资本作为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追求自身增殖的剩余价值，是以物为载体的市场权力，支配着当代社会。鲁品越教授《鲜活的资本论——从〈资本论〉到中国道路》（第二版）中用全新的鲜活的话语解释系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资本论》是关于当代市场权力结构的生成与演化的深层理论”［1］（p.11），“这是《资本论》的研究主题，当然也是本书研究的主题”［1］（p.345）。资本的力量来源于社会劳动，具有驱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功能，而在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力量被扭曲为一种盲目的资本积累冲动，从而形成其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可以说，《资本论》就是揭示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资本权力结构的理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推进中国经济治理现代化，，以及国有资本与各种民营资本之间、境内外资本之间的市场权力关系，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建设的主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发掘《资本论》中经济权力的思想，弄清楚资本的市场权力的本质与来源，以及资本权力结构本身，从而为当下中国如何构建中国经济治理现代化以实现经济权力新发展奠定理论基础，这正是本文的主旨。

       一、 经济权力生成的来源

       作为经济权力生成的本体论——经济权力的力量到底源自何方，这是一切已经拥有或者正希望拥有经济权力的人都想探究的“斯芬克斯之谜”。一切社会权力都来自于人民，这一观点总体上是正确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深入具体化，人民究竟是通过什么力量创造出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经济关系？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p.196），因而经济权力的来源既不是“人性天性说”，也不是“社会契约说”，更不是“功能分化说”，而是唯物史观的“实践生成说”，这就是经济权力是在人们的劳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而劳动实践要真正成为生成一切经济权力的深层本体，就必须具有“三位一体”的内在属性：社会劳动、剩余劳动、物化劳动。社会剩余劳动的物化所蕴藏着的经济权力，其支配力从权力的支配方、中介物与被支配方同时施力，三者的合力共同决定着经济权力的强与弱、大与小、多与少。

     （一）人与人之间一切经济关系的根本源泉：社会劳动、剩余劳动与物化劳动

　　第一，生成经济权力的劳动实践必须是社会劳动。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就在于必须有一种实践活动把每个人内在地联系起来，并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这种实践活动只能是劳动。而每个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05）。因此，人作为社会人，只有通过将他的私人劳动作为社会劳动，才能使自己与社会发生联系。“什么是‘社会劳动’？即为全社会的他人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劳动，它区别于那种每个人自给自足的‘自我劳动’”［1］（p.156）。自给自足的自我劳动者所生产的物品只是为自己直接使用和消费，那么他与社会没有关系。在社会分工条件下，单个人的劳动必然具有社会性，这是因为人首先必须解决吃、喝、住、、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然而，单个人不能依靠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完成这一系列活动，他必须用自己的劳动拿到社会上去交换，即通过为他人而劳动的过程来获得自己的各种需要，这种支配自己的劳动为他人而服务的社会劳动为经济权力生成创造了第一个条件。

　　第二，生成经济权力的劳动实践必须是剩余劳动。任何社会劳动作为一个统一体总是能够分解为两种不同的层次：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所谓必要劳动就是人类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而必须进行的最为基本、最为根本的社会劳动，其目的是为了维系人类作为生物物种的存在，没有体现人类自然属性的必要劳动作为前提，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所谓剩余劳动就是人类为了能够进一步发展，在必要劳动基础上所进行的社会劳动，没有反映人类社会属性的剩余劳动作为前提，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其中，只有在剩余劳动出现的情况下，经济权力才成为可能，因为人只有在“超越这种‘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1］（p.91）下才有条件去支配他人的劳动。当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所依赖的生存条件时，就意味着经济关系中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的可能性。

　　第三，生成经济权力的劳动实践必须是物化劳动。马克思认为，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必须通过以人与物、物与物的自然关系为载体，并表现出来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支配性力量。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社会力量，就是社会剩余劳动的物质化——物化劳动。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pp.470-471）。这就是说，物化劳动是人们自己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但从事任何物化劳动都必须以一定的条件作为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先前世世代代物化劳动过程的时间积累而形成的空间性物化世界。以此物化世界为媒介，在人们之间结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它支配着人们的物化劳动过程，而这个物化世界支配下的物化劳动过程的最终结果，又会形成新的物化世界，从而作为的新的客观前提支配下一轮的新的物化劳动过程。总之，“人在一定物质条件下的劳动的物化，以及物化劳动反过来为人类劳动创造物质条件并决定人的行为方式”［1］（p.84）。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路径形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力量。

　（二）决定经济权力支配力的合力：依赖性、稀缺性与占有性

　　第一，从经济权力被支配主体看，经济权力支配力与物化劳动的依赖性成正比。罗德里克·马丁指出：“权力关系是与依赖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4］（p.2）“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5］（p.52）的经济社会里，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就是对物化劳动的依赖。没有物化劳动的依赖性，就没有经济权力。物化劳动的依赖性程度越强，经济权力就越大；依赖性程度越弱，经济权力就越小。因此，“权力中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它是依赖性的函数”［6］（p.401），依赖性的强弱乃是任何活动者所能产生权力大小的首要决定性因素。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之所以拥有强大的经济权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奴隶、农民和工人为了生存与发展而对物化劳动（以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的形态存在）具有依赖性，而权力的支配方也正是利用这个依赖性决定着被支配方。

　　第二，从支配与被支配的中介物看，经济权力支配力与物化劳动的稀缺性成正比。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既然支配主体拥有被支配主体对物化劳动的依赖性，就存在着被支配方通过各种方式力图摆脱这种依赖性的实践过程。因此，“依赖中的不平衡尺度和下属摆脱依赖的难易程度，决定着权力总量”［4］（p.124）。摆脱依赖性的难度越大，支配方的权力就越大。那么对被支配方来说，为什么难以摆脱依赖性呢？关键还在于物化劳动的稀缺性。如果被支配方对物化劳动的依赖性具有了选择性和替代性，就越容易摆脱这种的依赖性，从而使权力关系逆转为被支配方的反支配权力。因此，作为权力支配方不仅利用物化劳动本身天然的稀缺性，并且不断地制造人为的稀缺性，即相对稀缺性来决定着被支配方。

　　第三，从经济权力支配主体来看，经济权力支配与物化劳动的占有性成正比。这是因为权力支配主体是“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5］（p.52），人通过支配物（物化劳动）来支配人，这种对物的支配权是对人支配权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2］（p.130）·奥罗姆也指出：“资本家的权力主要依靠他们对这些资源的所有权。”［7］（p.26）这表明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取决于他对物化劳动的所有权。而这种所有权又来自于其占有性。占有就意味着排他，即排除他人使用的权力，它是支配的前提，决定着支配，有了占有权就有了支配权，所以对物化劳动的实际占有即经济权力。否则，“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会丧失他的权力”［8］（pp.223-224）。

图1经济权力支配力的三要素：物化劳动的依赖性——稀缺性——占有性

       二、由劳动价值生成的经济权力结构

       经济权力的结构就是权力主体与权力主体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固化的静态结晶体结构，而是不断生成的动态有机体结构。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5］（pp.31-32），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权力结构，就是以金融资本为轴心，经过实体资本，以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为基础，通过由内而外的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进而支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而展现与衍生为五种层面的经济权力结构。

     （一）权力结构的生成元：“劳动—劳动”的关系

　　如果说劳动实践过程是经济权力生成的最基本单元，那么劳动与劳动之间的支配性关系就是最基础的经济权力结构。这是在社会分工条件下，劳动者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支配，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依赖他人的劳动成果才能生存，同时每个人又通过自己的劳动成果要求他人进行服务于自己的劳动，由此形成人们之间用劳动价值构成的相互依赖与相互支配的关系。由于这种支配关系是相互的，所以，彼此支配对方的权力相互抵消了，因而无法显现为支配性权力。一旦劳动价值转化为货币与资本，便会形成不对称的货币权力、资本权力，进而转化为金融权力等经济权力，、精神权力、军事权力等）的基础。一切权力都是这个底层的隐性权力的显在形式，由它构筑和转化而来。例如，资本对社会的支配权，来自于资本所占有的劳动产品对社会的权力，而这种产品对全社会的权力，正是其他劳动者对该产品的依赖性，也即源于“劳动—劳动”之间的相互支配的权力，也即劳动价值。资本通过出售产品，使劳动价值中含有的这种权力以货币形式存在。

　　因此，“劳动—劳动”的相互依赖的价值联系的生成过程，是经济权力的最基本的生成元。无论是纵向的垂直型劳动关系，还是横向的平行型劳动关系，二者都存在着“劳动—劳动”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前者中，由于“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8］（p.384），所以构成领导、管理等复杂劳动对简单劳动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后者也存着经济权力关系，在社会分工条件下，只要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存在依赖关系，就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力量结构,每个人的劳动都要被对方乃至社会的总劳动所支配。因此，如果说纵向的垂直型劳动关系是一种“显性经济权力”，那么，横向的平行型劳动关系则是一种“隐性经济权力”，二者不仅可以相互转化，并且在私有制为主导的前提下，还会发生异化，从而生成经济权力的基本权力单元——“资本—劳动”的关系。

　（二）基本权力单元：“资本—劳动”关系

　　马克思指出，形成“资本—劳动”的权力结构，就必须使“作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同只是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9］（p.49），即劳动过程的客体条件与主体条件相分离是形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根本原因。在生产力越来越社会化的情况下，一方面劳动过程越来越需要集体共用的生产资料系统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具备这个客观条件，而资本家则掌握着这些生产资料。于是，劳动者的活劳动要进行下去，就必须依赖于物化死劳动所形成的集体共用的生产资料系统。一旦劳动者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商品交换意义上的平等局面就被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性关系所打破：“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8］（p.205）而“资本—劳动”的关系就表现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2］（p.130），资本权力通过对劳动过程的支配，进而最大限度地占有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又最大程度转化为新的资本权力，以此作为基本权力单位实现资本权力正反馈的不断积累，从而实现资本权力的层层放大。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0］（p.79），这一论断揭示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性关系是现代社会中最核心的社会关系。那么，这种支配不仅支配劳动者，还支配着资本家本身。

       在《资本论》中，我们先看到，“资本家怎么利用资本来行使他对劳动的支配权力，然后将看到资本的支配权力怎样支配着资本家本身”［2］（p.130），这就是在“资本—劳动”结构基础上所发展而生成的横向经济权力结构——“资本—资本”的关系。

     （三）横向经济权力结构：“资本—资本”关系

　　马克思指出：“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8］（p.683）。为了能够在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每个资本权力除了不断地正反馈积累，还不断进行积聚以实现集中化，产业垄断程度不断提高，由此造成产业资本中大资本对小资本的支配权力。那么，资本集中不仅利用企业的自有资本，更主要将社会闲置的资本集中起来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就是借贷资本。借贷资本又开拓了产业资本的融资渠道，于是，“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11］（p.1），这种金融资本“是有权取得未来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9］（p.519），它是在实体资本基础上相对独立出来却反过来支配实体资本：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从而使其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实体资本所获得收益。这种金融资本权力作为市场权力的最高级形态，是支配一切产业资本的经济权力。“金融资本权力就是‘资本权力’的放大器，因为它通过各种杠杆效应将产业资本中的权力进一步放大”［11］（p.224）。如果说“资本—资本”的关系是一种横向经济权力结构，那么资本的市场权力作为经济基础与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权力、精神权力则构成纵向经济权力结构。

    （四）纵向经济权力结构：“市场—政府—社会”的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主要发明了三种权力力量来支配劳动，这就是以行政命令为强迫手段的政府权力、以精神激励为感召手段的精神权力与以利益机制为利诱手段的市场权力。在等级制社会里，三种权力形态都水乳交融于国家权力这一共同体中。比如，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经济权力、精神权力等各种社会权力于一身，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他掌握着全国的经济权力。在这一混沌的国家共同体中，由于商品经济还不发达，作为经济权力的市场相对于社会等级制度而言，只具有潜在的优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传统等级制社会的夹缝地带，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推动着市场权力的主体性发育和成长，，从而单独从“权力共同体”中分离出来作为经济基础真正支配整个国家权力，包括支配政府的行政权力以及社会的精神权力，这种“市场—政府—社会”的关系就是纵向经济权力结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对于资产者来说，他们占绝对统治，，都‘没有’区别。”［2］（p.218）那么，在一国范围内，“市场—政府—社会”所构成的经济权力结构作为整体的国家权力又不断突破地理的空间界限从而生成出经济权力的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一国—全球”的关系。

   （五）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一国—全球”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没有祖国”［3］（p.50），这是因为资本也没有祖国，“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5］（p.88）。作为经济权力的资本权力，其精神特质是“世界主义”，它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动力推动着它力图突破一切空间界限，以缓解本国经济权力的内部矛盾。于是，作为最主要的市场权力形式借助国家这个“外壳”，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将“劳动—劳动”“资本—劳动”“资本—资本”“市场—政府—社会”的经济权力结构从封闭的、单独的、片面的“地域历史”走向开放的、共同的、全面的“全球历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各国经济权力之间一方面相互依赖，这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共同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相互支配，在资本生产方式占主导的下，谁具有分割全球剩余价值的能力，谁就能获得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由此造成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与冲突乃至战争威胁。

       三、 经济权力生成的治理

       ，新时代的新特点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2］。那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如何转化的，又该如何破解？通过上述对《资本论》经济权力来源与结构的理论分析，得知一切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一切社会矛盾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结构的矛盾。因此，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化是由经济基础——经济权力决定的。只有推进中国经济治理现代化，构建科学而合理的经济制度来优化经济权力结构进行空间再生产，才能克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 经济权力的结构变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在1978年，，我们搞了20，人民收入还那么低，生活水平还那么低下，还吃不饱饭，。，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于是，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成为第一要务。为了驱动生产力系统的不断发展，，引进和发展资本力量作为驱动当代中国生产力系统的社会动力体系，由此开启经济权力结构由内而外发生两大深刻性变革，一是通过改革的市场化路径，使计划经济权力走向市场经济权力；二是通过开放的全球化路径，使封闭的一国经济权力走向开放的全球经济权力。在经济权力的结构变迁中，市场化的路径把每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欲望进一步激活和释放，全球化路径又利用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源、科技与文化为我所用，二者相结合使我们社会生产力系统不断扩张与发展，成功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小康。

　　在落后生产力向相对先进生产力的转变过程中，也带来不少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13］（p.1364）这就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其原因就在于，资本的市场权力作为追求自身增殖的物质化的社会关系力量，一旦不受限制和约束而被纯粹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私人所占有，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扩张动力。“问题在于是否存在能够容纳资本扩张的市场空间”［1］（p.283），这就是生产的动力必须以消费的空间作为前提，否则就必然导致经济权力结构的内部矛盾——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所带来的两极分化。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这就是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而单纯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又使经济权力结构的内部矛盾外部化，与经济空间相比，发展空间还属于潜在状态，这就是发展的不充分问题。

     （二） 优化经济权力结构：当代中国发展更平衡更充分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之前，生产力落后的原因是发展的空间充盈而动力不足。

      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之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原因是发展的动力过剩而空间受阻。怎么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虽然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所以，一方面要得靠发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即仍然需要充分发挥资本动力的积极作用以发展经济权力；另一方面，更要治理经济权力，怎么治理经济权力，这就需要在推进中国经济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构建科学而合理的经济制度来优化经济权力结构进行空间再生产。

　　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5］（p.31）因此，系中政府的经济权力，以及国有资本与各种民营资本之间、境内外资本之间的市场权力关系时，必须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资本网络型结构对多种多样的经济权力进行引导、，由此作为经济基础就能保证资本的市场权力能够代表全社会总体利益进行空间再生产：一方面在经济系统内部，通过国内与国际消费空间的再生产来消除资本与劳动的两极分化，进而消除地区差距、群体差距、行业差距，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另一方面，、文化空间、社会空间与生态空间的再生产，从而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基础上满足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总之，经济权力结构的优劣是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成败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协调推进五大空间的再生产，就能实现当代中国发展的更平衡更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