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汪彬，男，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师（北京 100089）。
城市群是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商贸、人才、信息、科技汇集地，是创新最主要的发源地，是当今最有活力的经济组织单元，是世界各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地理单元，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高级空间组织形态。西欧、美国、日本等地区和国家都十分重视城市群带动本地区发展，纷纷制定了关于城市群的发展规划和战略。如美国区域规划协会制定的《美国2050》战略，圈定了美国11个大城市群，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带动美国整体经济的发展。统一、标准、规范、科学的概念是准确把握城市群内涵的重要依据，是研究城市群问题的起点。回顾国内外城市群研究历史，梳理以往对城市群概念的不同表达方式，综述不同学者的学术观点及理论体系，把握城市群理论研究的逻辑体系和发展脉络意义重大。
一、国内城市群概念的萌芽与发展
1.巨大城市带的概念阐述
受到美国地理学家戈德曼思想的影响，国内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了戈德曼的大城市理论，于洪俊、宁越敏（1983）在《城市地理概论》中用“巨大城市带”阐述了戈特曼的大城市发展理论，他们将巨大城市带定义为：城市人口规模在2500万人以上，进入现代城市生活方式，该地区城市职能十分强烈，城市用地占比越来越高，城市之间的农田分界日渐模糊，城市地域相互蔓延，甚至连成一片。
2.都市连绵区根植于中国实践
较早介绍戈德曼大都市带概念的还有北京大学的周一星教授，他在1988年的夏威夷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描述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大城市集聚现象，认为这些城市集聚本质上与戈德曼Megapololis相同，不过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城市集聚现象可称之为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即以若干大城市为核心，与周边地带保持着强烈的经济社会交流活动关系，形成沿交通走廊分布的巨型城乡一体化区域。他还阐述了都市连绵区的概念、标准和分布格局，前瞻性地预见到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向沿海6个城市密集区集聚的趋势，论文被国际社会广为引用。除此之外，学者史育龙（1997）、胡序威（1998）也对都市连绵区概念进行过阐述。
3.城市群是综合性的城市群体
国内最早明确界定城市群这一概念的是姚士谋，他于1992年明确提出及界定了这一概念，在1998年又做了重新修订，城市群即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包括小城镇），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人口密度较大，生产高度技术化，土地利用集约化，以1个或2个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络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外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群区。他从空间布局视角定义了城市群是一个城市群体，相比较1992年的定义，1998年的概念突出强调城市群内必须具备核心城市。除此之外，对城市群进行类似定义的还有吴启焰（1999）、方创琳（2015）等。
4.都市圈、大都市区是城市化不断发展的产物
都市圈是由日本学者小林博提出的，与西方的大都市区域（Metropolitan Area）相一致。都市圈是一种城镇空间形态。国内最早提出都市圈概念的是杨建荣（1995），他在《论中国崛起世界级大城市的条件与构想》中阐述了都市圈的特征和形成条件，提出了构建中国八大都市圈的设想，认为都市圈凭借高密度的城市数量、人口及巨大的城市体系规模有别于其他城市类型。随着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城市发展由单个城市或局部城市化区域演变为由多个中心城市构成的巨大城市化区域。大都市区就是由于城市中心规模扩张，逐渐郊区化，进而形成中心与外围地区密切联系的连续区域，大都市区是国际上进行城市统计和研究的基本地域单元，是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时产生的城市空间形式（孙胤社，1992），大都市区也可以认为是由人口规模较大的核心及与核心具有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具有较高社会经济一体化社区组成的城乡一体化区域（吴启焰，1999）。
5.城镇密集区是城市带形成发展的演进过程
城镇体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在特定区域内的城市具有层次性，城市形态处于由低级向高级形态演变之中，一般认为城镇密集区是一个较低层级的形态，城市带是较高层级的形态。孙一飞（1995）将城镇密集区定义为一个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镇密集分布的连续区域，在该区域内存在多个核心城市，城镇之间、城镇与周边区域之间有着密切联系。随着城镇密集区规模的扩大，核心城市日益发达，进一步强化了区域内城镇之间的联系，逐步向更高层次的城市带演进。
6.都市密集区比城市密集区具有更高形态
城镇与都市是存在明显差别的两个概念，都市是强调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城镇则是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城市化区域，很显然，城镇密集区与都市密集区不是同一概念。国内提出都市密集区这一概念的是牛凤瑞（2006），他在《三大都市密集区：中国现代化的引擎》一书中界定了这一概念，即在较大的特定区域（一般数万到十几万平方公里），以2个以上的特大、超大城市为核心，由若干不同等级的城市集聚在一起，城市之间保持强烈的交互作用和密切联系的地域形态。在他看来，城市密集区（城市群）具有一定的广泛性，都市密集区是比城市密集区更高一级别的形态，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密集区都能发展成为都市密集区。
从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出，很显然，大都市区与都市连绵区是有区别的，大都市区强调以单个中心城市向周围扩散，形成中心与外围紧密相连的区域。而都市连绵区则强调多个中心城市辐射到周围，进而将多个城市与其周围区域共同连接形成巨大、密集的城镇区域。无论是戈德曼的大城市带，还是大都市区、都市连绵区，亦或是大城市扩展区，都是对由多个城市集聚而组合成的大城市区域现象的描述和概括。从现有学术界的文献描述来看，“城市”与“都市”是有区别的，都市一般是指等级更高的大城市，所以都市圈和大城市区可以认为是一个概念，即单个城市形成与周围郊区的密切经济社会联系，从而形成城乡一体化区域。城市群、城镇密集区、都市密集区都是较为宽泛的概念，是由多个城市构成的城镇集合体。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空间形态的等级层次不一样，城市群、城镇密集区可以认为是比都市密集区更低一层次的形态，大城市群与都市密集区的内涵相似。“大”主要体现在规模、等级上，空间形态演化的阶段，在性质与内涵上没有本质区别。“带”“圈”“区”“群”是对城市不同空间组合方式所构成的城市形态的差异化表达。沿交通线呈现带状分布的称之为城市带；由中心向外围扩散呈放射状分布的称之为区；区域内大中小城市围绕核心城市呈圈层状布局的称之为圈；由多个中心与外围区域共同紧密连接起来的组团式分布称之为群。
通过以上综述认为城市群的概念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存在2个以上的核心城市；二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强烈的空间交互作用，经济社会联系紧密；三是区域内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与周围地区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一个巨大、密集的城镇区域。这些都是城市群与城镇密集区、大城市连绵区等概念存在的共同点。不同概念的区别主要反映了城市发展所处阶段的空间形态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过程。一般而言，城市形态的演化沿着“城市—都市圈（大都市区、大都市圈）—城镇密集区—城市密集区（城市群）—都市连绵区—大都市带”路径更替。
二、城市群相关形态界定标准
城市群及相似城市形态的空间范围与界定标准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到目前为止，仍未对城市群范围形成统一的标准并进行准确界定。一是由于界定城市形态的空间范围受到地理形态、经济联系、行政区划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难以用单一的尺度去界定；二是城市形态一直处于不断演变之中，导致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带有变动性。
目前关于城市群及相关概念的界定标准主要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地域面积、城市数量、规模等级结构、经济联系等指标加以界定。
在人口规模与人口密度的界定标准方面。在界定城市群相关概念时对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进行限定是基本要求，一般要求中心城市符合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等级。宁越敏（1998）界定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市区非农人口在20万人以上。都市连绵区是一个更为宽泛的城镇区域，方创琳（2015）界定的城市群人口总规模要求达到2000万人以上，核心城市的市区常住人口规模超过500万人。在地域面积的界定标准方面。空间范围是划定城市群范围的重要指标，不过这一标准并没有定论，因为受到地理环境、经济联系等因素影响，很难划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学术界对这一指标较少地加以明确限定，宁越敏（1998）在界定都市区时，要求都市区外围县的GDP非农产业比重与非农劳动力比重分别占75%和60%以上。方创琳（2015）界定的城市群的城镇化水平要大于50%、非农产业比率大于70%。在大城市数量的界定标准方面。城市群及相关城市形态是由不同等级的城市构成的城镇体系，既有核心城市，也有外围的中小城市。在经济联系的界定标准方面。纵观西方国家的判别标准，都市区内较大规模的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都具有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对城市群而言，一般具有较高的产业发展与分工协作水平，城市群是2小时以内经济圈的城市密集地区（方创琳，2015）。在基础设施的界定标准方面。基础设施是维系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基石，城市群内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区域内拥有由多种现代运输方式叠加形成的综合交通走廊，区内各级发展极与走廊之间有便捷的联系方式（胡序威，1998）。
三、城市群形成发育的动力机制
美国学者戈特曼在1957年最早提出城市群这一概念，他用该词来形容美国东海岸地区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一带相对密集的城市地区，更多的是一种地理现象的概括，并未对城市群的形成机理进行深入剖析。城市群形成的动因可以从地理学、经济学的视角加以分析，通过剖析城市群的形成机理及动态演化过程，进而理清城市群内要素资源的相互关联，形成要素的耦合机制。国内文献对城市群的形成机制主要有政策论、集聚与扩散论、市场与政府结合论以及经济要素论。
关于政策论。持政策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城市群的形成直接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方创琳（2012）认为中国城市群的形成与发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叠加扶持和强力支持使得中国城市群的形成发育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
关于集聚与扩散论。工业化国家产业分工的深化给城市带来了强大的集聚效应，逐渐形成了城镇体系中的核心城市，同时，城市集聚到一定程度形成扩散效应，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核心与外围地区达成紧密的经济社会联系，构成了城市群。刘静玉（2004）总结概括了城市群形成发展的六大动力机制，即产业集聚的驱动、产业扩散的驱动、区域网络化组织发展的驱动、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驱动、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驱动、城市功能集聚与扩散的驱动。很显然，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复杂的内在机制，从微观层面看是人口、经济要素聚集带来的聚集效应，此外技术创新与扩散作用于城市空间成长，外加产业的分工与专业化机制，这三大作用力共同促进了城市群的形成（庞晶，2008）。
关于市场与政府结合论。城市群的形成与演化不是单一力量的结果，而是市场推动与政府作用的共同结果。市场机制是城市群空间演变的动力源，政府机制是城市群空间演变的推动力，城市群的形成、发展、演变阶段是不同驱动力作用的结果，城市群形成的初期阶段依靠市场的集聚力，成长阶段是集聚与扩散共同驱动，在形成和成熟阶段，扩散则是主要驱动力（国家发改委国地所课题组，2009）。当然，城市发展演变过程中，单单依靠市场的力量还不够，政府可以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如受行政区域分割与财政分灶制约，中国城市群内部协同发展存在着一系列的障碍（陈耀等，2016）。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构建城市群协调机制，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促进不同规模等级城市进行合理产业分工并达成相互协作，实现优势互补与良性发展。
关于经济要素论。城市群是中心外围地区具有紧密的经济社会联系，内部存在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要素的流动，它是不同城市形态的空间整合，也是各类要素在不同空间形态的整合。孙启焰（1999）认为城市群是城乡一体化区域在空间的整合，产业、人才、资源动态流动促进大都市的动态演化。，他认为经济活动在单个城市集中会引起集聚不经济，要素和产业会从中心城市以人流、资本流、信息流和商品流的形式沿着交通轴线和通信渠道向外围低梯度城市地区扩散，从而在区域其他地方产生新的经济中心，这些新的经济中心与原来的经济中心在发展和空间上相互联系组合，形成区域的经济中心体系。这种由大中小城市在地理空间聚集而构成的城市体系即为城市群。
综述以上对城市群形成机制文献研究看，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学理论分析，运用空间经济学理论分析得出，城市是集聚经济的结果，由于区位不同引起经济活动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从而形成了城市。城市群是由于城市内部的经济活动不断扩张，并向周边区域产生辐射和溢出效应，由此核心城市与周边区域共同构成了统一、发达的城市化区域。从城市群的空间演化来看，先由单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吸附周围的资源，达到一定城市规模后向外围辐射，形成中心与外围紧密相连的区域。城市群具有集聚效应、虹吸效应、边界效应等三大效应。另外，法国佩鲁所提出增长极理论可以解释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其中，极化与辐射效应相互作用导致了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为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石。
四、城市群效率测度研究
区域经济学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在空间维度如何实现优化配置。城市群效率问题则是群内不同等级城市如何实现要素自由流动，达成相互协同关系，以此提高整体竞争力。近年来，对城市群效率问题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多，主要利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城市群进行投入—产出效率分析，评价城市群的运行效率。
1.国外学术界对城市效率的研究
国外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城市效率问题。诸如，Dixit（1990）提出的最优城市规模就是论证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之间的关系。KoichiMera（1973）认为过去城市群的功能聚集与疏散战略主要依靠直观判断及有限数据分析进行的决策，他认为可以用边际生产率和社会成本衡量城市群的效率，由此判断决定采取“中心化”还是“分散化”战略，同时他通过数据测算得出结论：欠发达国家大城市不应该实施人口分布及投资分散的“去中心化”战略。David Segal（2001）运用总生产模型测算了美国大都市统计区的中心城市产出效率，其要素回报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中心城市集聚规模报酬可由通信与交通聚集效应解释，不同等级城市尽管拥有相同的生产函数，但由于要素乘数不同造成要素回报存在差异。
2.国内学术界对城市群效率的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群效率问题的研究主要沿着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集聚效应视角下对城市群的集聚经济提高城市群效率的机理和实证方面展开研究；二是利用定量分析方法测算城市群的效率，例如测算投入产出效率、生态效率等指标。
从集聚效应下的城市群效率机理研究来看。集聚效应对城市效率具有显著的提高作用，具体体现在行业部门存在集聚收益。城市空间分布是影响聚集效应的重要因素，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可以构成城镇体系，由此达成的协同效应可以带来明显规模收益。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路径需要以大城市为中心，增加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形成合理的城市群结构（王小鲁，2010）。城市群涉及多个主体，城市群运行效率取决于城市群的整合发展能力，构建合理的城市等级规模结构、产业分工结构和空间布局结构，使得各城市在市场一体化基础上强化交流与联系，，2014）。在如何发挥城市群经济集聚促进资源集聚绩效的提升方面，国内学者鲁平俊（2015）认为城市群战略通过经济集聚效应、产业链效应、技术外溢效应和不完全竞争效应显著提升了资源集聚效率，可以从土地资源、金融资源、人力资源、创新资源和能源效率五个层面实施城市群战略，提高资源集聚效率，以弥补单个城市地方化经济集聚发展模式导致的“土地资源市场失灵”问题及人力资源低效配置问题。
从基于定量分析方法测算城市群效率方面来看。第一，在城市群效率测算方法上，国内还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测算了城市群的效率，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方法。方创琳等（2011）构建城市群投入产出指标体系，采用CRS模型、VRS模型和Bootstrap-DEA方法，综合测算了中国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变化趋势及空间分异特征。曹贤忠等（2015）运用DEA中的CRS、VRS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方法，测度了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变化趋势以及空间分异特征。第二，在城市群某行业或领域的效率研究上，立足城市群的某一行业或领域的效率进行测算，包括了能源效率、生态环境效率、行业效率、协调发展效率、城市化效率。苑清敏等（2015）选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对环境效率进行测算。万庆等（2015）测度了中国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和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在局部地区城市群效率研究上，立足于某一或某几个地区城市群的研究。马勇等（2015）运用DEA和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生态效率。李胜会等（2012）运用静态和动态DEA方法测算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综合城市化水平。谢永琴等（2012）利用DEA模型对东北三省城市经济效率与城市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研究。
国内对城市群效率的研究主要采用DEA方法，以资本、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为输入项，以GDP等经济指标作为产出项，构建城市群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市级面板数据得到城市群的综合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并具体分析了城市群效率的空间分异状况及演变特征。但是，由于受到DEA模型测度城市群效率指标选取的限制，衡量城市群效率只是相对科学，同时在测度城市群效率时选取指标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主要根据研究需要和数据获得的便利性进行选择，这有可能使得城市群效率的评价产生偏差，不过在数据和方法受限的条件下也不失为一种较为客观的评价方式。
六、研究动向
综述现有文献，目前对城市群的研究主要沿着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以地理学的理论和工具对城市群的地理意义加以阐释。如城市群的概念辨析、范围界定及标准确定、空间演化、等级体系。二是从空间经济学角度，侧重对城市群的微观基础的研究，城市的来源、最优规模、空间计量分析（溢出效应）、内部要素分析（产业同构、要素作用关系）、协同机制等。
由于城市群问题涉及地理学、经济学、行政管理等多学科，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根据城市群的发展演化及有待解决的问题，未来城市群研究可能的重点方向和主要内容会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城市群范围的界定和标准制定，以及城市群核心区、内核区、外围区的界定标准与依据。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主要参考美国和日本两国的经验标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标准，不过这些标准大多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如孙胤社（1992）提出，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水平和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以过去的标准来划定城市群的空间结构与等级体系显然不能适应现有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国际上已经有OECD城市功能区、日本都市圈、美国大都市区等一系列的城市经济功能区的划分标准，可以参考这些标准，结合中国国情，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标准体系。
二是城市群的空间演化内在机理研究。综述现有文献还没有明确看到对中国城市群空间演化阶段的划分。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变是清晰把握中国城市群发展脉络的重要基础，只有从根本上把握城市群的来源、演进、趋势，才能厘清城市群演化的内在机理，准确把握城市群未来演进的方向，为依据城市群空间形态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依据。
三是城市群内在耦合机制研究。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空间形态，是城市基本组织单元由个体扩张向多元组合的高级形态。多个城市主体间存在着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如何搜集大量的数据，度量不同城市之间的流量，准确把握城市群内在的紧密联系程度，能够为实现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及探寻内在耦合机制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四是城市群的协同管理机制研究。城市群往往涉及跨行政区、多主体，经济功能与行政功能的不一致容易导致贸易壁垒、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如何突破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满足城市群的跨界需求，促进资源的高效配置成为关键，而构建城市群的协同管理机制是重点。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1期，了解详细的文献综述内容和全方位信息，请查看原文（整理 齐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