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为了能不死亡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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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肖认为，诗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是，他既诞生于他所处的时代之前，又存在于未来，既生成于自己的作品，又被其建构。在布朗肖看来，这就是作者默默无闻地生存于世的荒诞逻辑，因为他既不免一死，又永世长存。

布朗肖也指出，作者只能诞生于其作品被阅读的过程中。作者的另外一种选择是通过为读者写作而“堙没自己的存在”。

本文节选自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布里斯托尔大学英文系教授安德鲁·本尼特《文学的无知》，文章原标题为《写作与后世书写理论》，购买本书请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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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与后世书写理论

文 | 【英】安德鲁·本尼特

译 | 李永新 汪正龙

莫里斯·布朗肖在对写作进行分析时提出的重要问题是，作者将葬身于其作品，写作必然能够瓦解并消散作者的身份，但是这种消散未来也会留下些许蛛丝马迹。例如，布朗肖在《文学空间》（The Space of Literature）中就多次分析了写作与死亡的关系：“艺术家只有在去世之际才结束自己的作品，因而永不会认识它时所要说的……当作品已存在于世时，作家也许并没有去世呢”；“作家成了为能够死亡而写作的人”；“我们应当是我们死亡的表现者和诗人”。但是，布朗肖也指出，那种把死亡看作是最终结局的观点同时也包含着凭借死亡获得不朽的希望，因为这种观点把来生看作是一种与死亡同义的剥夺人性的匿名行为。西方人文科学的“传统理想”是希望“写作为了能不死亡”，因为“人尽力在自己的作品中宣扬自身并在作品中发挥作用，在这种行动中求得永存”。在布朗肖看来，创作者的这种梦想不仅显得“渺小”，而且是“错误的”，因为人们真正渴望的是“隐名地为世界的来临”而在世上有所行动，这种行动尽管是隐名的，但也表明了“对死亡的胜利，这是一种更为公正的、更确信的胜利”。同样，布朗肖也解构了杰弗里·本宁顿（Geoffrey Bennington）所谓的后世是“全体收信人”（totalized addressee）的观点。布朗肖指出，后世存在于作家的“尚属无限未来的读者的新生的内在深处”。因此，德里达评论指出，读者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布朗肖看来，永存的声望是一种不受时间限制并坚信存在永恒事实或真理的幻象：的确，“作品越受器重，它就越有危险”。事实上，一部作品越是被看作富有价值，那么其价值就越可能遭到贬低，因为价值评判必然衍生出功利问题。因此，一部作品因能被理解并广为流传而展示出的实用性必然降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创造能力。因此，布朗肖指出，传统所谓的继续存在“仅仅是一种习惯”。相反，他认为，断言一部作品“不受时间限制”其实是源于与这部作品所保持的距离及其所具有的“间离效果”（alienation-effect）。它必须被常读常新，每次都有新鲜感。“在阅读中，作品总是首次出现，即那是独一无二的阅读，每次是第一次，每次是惟一的一次。”因此，艺术作品的不朽性的意义完全不同于传统所谓的属于经典或在文化上被看作是经典的观点。准确地说，经典是由那些已被阅读、被广为流传、被从文化上改变、归类并证明的诸多书籍所构成。布朗肖指出，阅读是对马拉美（Mallarme）所谓的“只存在于未来的期待、焦虑或无耐”等情绪的“一纸四散的内心颤动”的反应（scattered trembling of a page）。布朗肖既宣称后世是每一位个体得以继续存在的有效方式，同时又对此提出了质疑，进而颠覆了后世所具有的救赎性力量——后世对作者的身份、他或她可能在来生继续存在发挥救赎性作用。布朗肖对作者或作品的不朽性的分析既使个人的身份得到了确证，也对其进行了解构。

因此，最终就像19世纪早期的作家所预见的那样，布朗肖既坚持认为作者的身份的确比较独特，也应该对后世书写进行理论分析，但同时又对这类问题感到困惑。布朗肖在《火之作》（The Work of Fire）中指出，作者之所以默默无闻，是因为语言“并不能暗示出谁是表述者，或谁是倾听者：它只能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因此“诗人来源于他所创作的诗歌”。同时，“诗意存在”本身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因为“诗人既能预感到自己的存在，又要使自己存在于未来”。布朗肖认为，诗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是，他既诞生于他所处的时代之前，又存在于未来，既生成于自己的作品，又被其建构。在布朗肖看来，这就是作者默默无闻地生存于世的荒诞逻辑，因为他既不免一死，又永世长存：“某人为什么将自己托付给死亡之后仍然存在于由深奥语言所描述的精神世界中？永世长存……成功得越完美，失败得越彻底。诗歌在此意义上难以逃避失败的灾难……诗歌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需要诗人生存于世，同时，诗歌又不像其他作品，没有诗人仍然能够存在。”布朗肖在《火之作》的《文学和死亡的权力》（Literature and the Right to Death）中分析了文学的“不幸”并指出，作家“只能存在于他的作品”中，但同时作品“只有让大众感到陌生”时，才能得到“能够将其变为完全不同的事物的”人的欣赏、阅读和误读。作者藉此也存在于其作品被阅读的过程中，同时也被这种阅读所消解。布朗肖针对这种困境提出了两个与原有目标完全背道而驰的策略：作者可以将其作品从公共领域收回，使其成为无人阅读的私人秘密。但是，布朗肖也指出，作者只能诞生于其作品被阅读的过程中。作者的另外一种选择是通过为读者写作而“堙没自己的存在”。但是，一旦如此，这种行为就不可避免地与原有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任何人都不希望阅读专门为其写出的作品。人们希望文学作品是一个“异在”的他者：为他人写作必然存在危险，因为写作是为了敦促他人言说，使他们看到自己，尽管其他人根本不想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们想听到其他人的声音，一种类似于事实的真实、深刻、使人感到忧虑的声音。因此，作者的默默无闻的生存境况显然具有多重内涵——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明显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默默无闻的现实身份，另一方面是被作品所确定的身份。不过，我们将其中的一切都称为“作者”：“作者在写作时将自己消融于那部作品，同时也使自己在其中得到确证。”作家试图在写作过程中隐而不显地深存于其中，试图使自己摆脱自我的存在，不过却发现作品“使其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相反，作家为了确证自我，揭示自我，赋予自己一个明确的身份，却发现他注定是“一个不属于他自己的存在物”。布朗肖的后世书写理论认为，文学之所以无法避免遭遇失败的不幸是因为，作家既拥有为未来而写作的强烈欲望，又不可能为未来而写作。当然，这样的未来也的确既打算为作者的生命提供一种救赎性补偿，又不打算如此。

因此，布朗肖的作品非常希望并渴盼其在死后获得不朽，得到认可和接受。在布朗肖看来，写作既代表着无所指称的意义的终结，又是作者的完美化身。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的来生既以碎片化的形式在文本中四散开来，又作为一种残余的印痕存在于文本，并且成为文本来源的重要线索。因此，诗歌是成就越大败绩就越多的“不幸王国”（realm of disaster）。

德里达的著作对传统的后世书写理论进行了解构，并对其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讨论，还将其改变成一种关于文字和书写符号的理论。尽管德里达只是偶尔论及作者在死后得到认可和对其的怀念之类的问题，但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深入论述了后世书写理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里达的著作非常关注他所谓的“文字的存留结构”（remaining structure of the letter）。德里达在《连系动词补遗》（The SupplementCopula）中问道：“到底什么能够留存或不能留存？”他在一次访谈中进一步问道：“它是什么？当欲望刚好记下了某种东西，让它‘存留’在那里……还有什么东西‘存留’下来呢？‘存留’的含义是什么？”文字是这类问题的唯一答案。德里达在《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中指出：“所有字母都具有遗嘱的性质”，“写下的东西留存下来”。留存在此意义上是德里达著作论述的重心，因为对他而言，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文字”（scriptive）的留存物是写作的前提：写作只有与死亡建立联系才能使其自身得以留存。写作可以被看作是德里达所谓的“对死亡痛苦的预感”，并且他将这种预感表述为卢梭文本的“替补系列的主名”：“具有转喻性替补关系的替补系列的全部可能性间接地表示危险本身，所有确定的危险的领域和根源预示着所有威胁的深渊”。死亡既处于源头，又是渊源：我们以“文字”（“文字越来越成为这种替补结构的别名”）所命名的替补系列涉及到对我的死亡的转喻性替换，或者由于“死亡是虚无”，这种替补系列也成为我“对死亡痛苦的预感”。

尽管这类关于“文字”的理论在德里达的著作中随处可见，但是德里达在《签名、事件、语境》（Signature Event Context）中却用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详尽地论述了文字与死亡之间的关系。德里达的观点可以被简要地概述为：为了与那些不在场的人进行交流，人们所写出的正是全部文字的结构，但是他者的缺失并不是偶然的或暂时的，甚至可以说“根本都不存在任何确定的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文字发挥作用并“得到阅读”的前提。文字在这种意义上对每一位读者来说都可以重复出现，并且因此“如果一种文字能够不受读者死亡的影响而在结构上不具有可以重复阅读的特点，那么这种文字根本就不能被用于写作。”因此，写作完全是匿名的、非个人的，根本不需要借助作者或读者的个人身份。因为，写作要成为写作，在结构上必须考虑到读者死亡的可能性：这种死亡存在于“符号结构中”。鉴于同样的理由，作者必然面临着根本无法避免的缺失，也即死亡：

基于同样的原因，读者所理解的一切正是信息的发送者与生产者所要传达的一切。写作是一种符号生产，并因此建构出一种不断生成意义的语义含混机制。我在未来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消失得无踪无影，但从根本上来看却能够借助这一机制继续发挥作用并产生各种影响，还使自己存在于阅读与重写过程中……哪怕所谓的作品的作者再也无法为他所写出来的东西负责，并且无论作者是否只是临时缺席，或者他已经死去，或者他只是借助完全存在于当下并且极为流行的意向或备受关注的事物而否定他所具有的丰富意义，那么他仍然不能为签署过“他的名字”的一切文字负责。鉴于这一前提，所写出的一切要成为所写出的一切，就必然要继续“发挥作用”并得到阅读。

因此，德里达不断把文字描述为“一种存留的符号”以及“一种具有区分作用的符号存留物”，“并且这种存留物不具提示意义，还完全割断了与往往被说成是其‘产物’或起源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因此，更为重要的是，文字能够留存，文字是一种留存形式。基于此可以进一步推断，每一次题写文字的行为都是为了能够继续存在。继续存在使写作成为可能，当然，写作也使继续存在成为可能。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的结尾指出，继续存在正栖居于文字的结构中，因为“超越书的关闭”在“那里”，但“又超出那里”，“像书的影子”，“是书写之当下的延异”。因此，在德里达的著作中，后世书写理论——艺术作品与作者死后不可预测的未来的共谋——的确成为书写的前提。

德里达还详细阐述了他自己关于“浪漫主义时代的诗人必遭忽视”（Romantic neglect）的观点。德里达赞同布朗肖、尼采以及其他理论家的观点并指出，某些文本与未来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重要联系，用列维纳斯（Levinas）的话说，未来可以被看作是“绝对而又新颖的他者”，并没有“被埋葬于预先存在的永恒的深渊”，而是作为并不以“未来”为指向的现在被建构的。例如，德里达在《力量与意谓》（Force and Signification）中讨论“文学行为”时指出，“写作”之所以具有独特形式，是“因为写作是启动性的，我使用该词所含的新鲜之意，因而它既危险又令人不安”：写作“疾速冲向它建构的意义，冲向它的未来”。由此来看，意义仅出现于对其具有建构作用的题写行为之后——因为对“写作”而言，意义只能存留于未来。与以上完全不同的是，德里达后来论及自己的著作时，还探讨了（哲学的）学术话语机制与对其的拆解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如果真的存在维持或改变任何事物的某种机会的话”，某些风险还是值得冒的：这种风险是承认那些“不可承认之物”，是能够——应该——“找到某些不可接受之物”，是能够——应该——“逃离某些可接受的标准”。德里达认为，未来要么“荒诞”，要么虚无。未来的“荒诞性”必然也促使德里达提出所谓的“文化瞬间”（moment of culture）的观点：

文本与话语开始时就相互排斥，并且更为确切地说是因其不同寻常或荒诞而受到谴责。但是，它们在得到欣赏、吸收与同化之前，就改变了接受的性质，改变了社会文化阅历与历史经验的性质。所有历史都已证明，每一个时代都拥有其独特时局。例如，在哲学或诗歌中，时代表现为无法接受，甚至是不可容忍和无法理解的形式，也就是说，表现为某种荒诞的形式。

德里达详细论述了具体的“写作”、“文化”在时间安排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以及与众不同的瞬时性，并指出这类写作只能出现于未来，而且这一切既适用于每一个书写行为，也适用于全部文化产品。

本文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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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无知》

安德鲁·本尼特 | 著 

李永新 汪正龙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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