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元研究员访谈：建设现代化的国家高端

《院刊》： 近年来，，指出把中国特色新型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我们注意到，您在2013年就开始呼吁建设国家级，您认为我国推进建设的最重要意义表现在哪些方面？

牛文元： ，当时就指出了建设国家级的急迫性，今天我还是要首先强调“急迫性”。

当今，全世界约有7000余个，美国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国的各类总数占到全球的7%，位居世界第二，但这些组织还依然几乎清一色地以传统学科的定性研究和“做秀才”“写文章”为主。我国的影响力与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很不相称，突出表现为我国研究的“四大缺失”，缺失先进的创意理论、缺失学科的有机交叉、缺失有效的技术平台、缺失综合的统筹解析。因此，很难出大家、出决胜千里之策、出影响世界进程的思想与巨著。

其次，我要强调的战略意义。战略是纲领性、路线性、全局性的先验式智慧结晶，也是在复杂事物中对于共性的把握、对于本质的萃取和对于过程的寻优。柳宗元曾言“大人之道有三”，即“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其实质是对于战略智慧的索取。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站在战略高度，做出理论成果、应用成果和应急成果，持续为中枢机构提供决策型、前瞻型、精确型和智慧型的战略设计和政策供给。

汉朝的张良决胜千里之外、三国的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抗日战争初期所确立的持久战方略等，这些著名历史典故均可被视为战略性研究的典范。而一些西方的庸者，以经验主义的路径依赖为法宝，当看到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沦落到衰退的下场、看到亚洲“四小龙”从勃兴到沉沦的示例，就得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后必然崩落的结论，于是不厌其烦甚至不顾颜面地多次唱衰中国经济。从战略上分析，中国发展到目前的战略临界期，若继续以“三驾马车”式的高速增长模式，确已显露出乏力与弊端。但若将国家经济战略适时转换到要素调优和万众创新的轨道，则可继续保持中高速和中高端的发展态势。因而，当前我国果断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不能不看作是这一时期绕过陷阱继续迈向新高地的战略大手笔。由此可见，战略性研究对于一国之前途命运的划时代意义。

一个不能出思想的民族，永远是时代的侏儒。因此亟需在全球背景下，以时空映射为坐标，以中国目前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为前提，抛开陈旧的传统研究定式，坚定执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密切结合和充分交叉的理念，吸取前辈大师和世界最新战略设计的理论成果，创新方法与先进工具，、改革开放大计、破解世界发展难题、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优化社会结构治理、研究网络行为识别等关乎中华民族兴衰大事上出主意、谋良策。哈罗德.：“社会的存在就是为了达到全体成员的共有目的。”而世称“第五种权力”的思想库，就是在寻求此类“共有目的”的政策供应上，通过优化和凝练，为治国理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刊》作为国家科技高端的载体和平台，在30年的时间里，针对世界面临的共性问题和中国面对的重大挑战，策划、组织、撰写具有理论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的文章和专论，为国家发展和科技进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受到高层与公众的广泛赞许，其影响力已跃居同类刊物的首位，可喜可贺。

《院刊》： 感谢您对《院刊》的充分肯定，《院刊》作为“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在发挥传播的功能时，的确是站在战略高度，您也提到了的战略性研究，您认为的战略性研究应该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呢？

牛文元： 战略研究，应该成为矩阵式，我们称之为“战略矩阵”。战略矩阵应包括对于战略态势的认识、对于战略目标的厘定、对于战略步骤的规划、对于战略成功的施策、对于战略过程的应变以及对于战略得失的评估。总之，在规定的战略目标之下，维持系统的理性轨道和流畅运转并最终实现规定的目标函数，规划出合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设计出临界阈值到来前的革命性应对，通常被视为战略研究的最高境界。

目前，国家高端的战略研究任务，建议重点放在论证、、全面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社会治理结构，共6个方面的判断、走向和对策研究。

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进程和重大战略需求，应集中优势人力资源，每年由固定的专业研究团队做好以下9大战略报告：，，（3）国家创新报告，（4）国家经济报告，（5）国家社会治理报告，（6）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7）国家城市化报告，（8）国家海洋报告，以及（9）国家生态文明报告。

上述9部国家战略报告，要形成连续的有深度的国家智慧源，从宏观上涵盖我国目前所关注的主要领域，报告的专业品质和深度内涵也应显示出作为世界大国的自信和透明，这对于国家软实力的增强和世界威望的提升，对于国家的战略设计、规划制定、政策储备等均有重大价值。

《院刊》： 除了的研究内容之外，我国当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还应有哪些方面的准备？

牛文元： 高端应在现有的、比较分散的、层次和水平都比较低的各部门分散研究的基础上，凝练出一批人员精干、资料完备、知识完整、方法手段先进，同时设立专线联络员对接的部门，直接为国家中枢服务。

其中，资料完备，要求包含集地理、历史、文化、国防、外交、安全、经济、社会、网络等方面数据和文件于一体的资料库。知识完整，要求研究人员集理论分析、主题评论、应急方案特定能力于一身。最后要指出的，方法手段要先进，它包含，大型超算中心、过程模拟中心、方案验证中心、沙盘推演中心、实时数据接入中心、人机互动的专家会商中心等现代技术手段的支撑中心。

《院刊》： 在采访您之前，就了解到“互联网+”时代的新事物您都积极地去体验。刚刚您也提到了要应用先进的方法手段进行的建设与研究，那么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技术的现实世界中，怎样以诸如此类的现代化方法搭建研究的精密分析平台，相关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牛文元： 积极建设具有世界水准和大国实力的精密分析平台的确是建设的重要方面。我们提倡建设要借助上述提到的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并走向精确化、定量化、模型化和仿真化。

对此，世界上已有许多著名的成功案例，如兰德公司在20世纪进行的美国是否退出越南战争的利弊得失分析、前南斯拉夫战争前途的及相应解决方案研究、欧盟合作前景的路径探索及金融风暴下的世界发展图景分析等，以及美国四大在2015年2月5日就美国未来国防预算削减后果的报告（在美国国会发布）等，均是在具有先进理论、先进方法，尤其是依靠先进的工具平台进行反复操作比对、分析，而最终形成的结论。

当前，我国应参照美国兰德、欧洲亚沙等世界著名的工具平台模式，、军事、外交、经济、社会的战略原则和学科原理指导下，应用超速演算和数据方舱，在系统科学、信息理论、社会计算、模拟技术、虚拟现实、过程反演等方面，不仅进行传统的定性分析，而且要实施有效的定量提取。通过“自然关系、逻辑关系、函数关系”的递进演化，适时进行各种预设条件和复杂关系变动的反复优化，在人工智能和自学习功能支撑下，最终获得超复杂环境下的应对方案，形成完整的“智慧束”，真正体现出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精确性、灵活性和可性。

《院刊》： 您为我们描绘了现代化新型大国的美好图景。那么最终落到的产出方面，您觉得这样的新型，应该有怎样的研究产出？

牛文元： 新型的，应抛开陈旧的研究定式，坚定地执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密切结合及充分交叉的理念，吸取世界最新战略预警理论、方法与工具，集中力量拿出四大领域的成果。

（1）理论成果。在深入全面研究的过程中，国家高端应能不断凝练出像“第三次浪潮”“我们共同的未来”“增长的极限”那样的影响现代世界进程的理论成果。要出像孔子、亚里斯多德那样的思想家，康德、黑格尔那样的哲学家，李普曼、亨廷顿那样的学者，他们在引领世界进程、人类文明积淀、治国安邦战略和凝聚社会共识中发挥着万世师表的光芒。

（2）战略成果。要能在国家发展的临界期，预先提供顶层设计和具有战略高度的方略。尤其在时空映射下的关键时刻，能提出扭转乾坤的大政方针，如我国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农村家庭责任承包、改革开放、特区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均是战略成果的典范。

（3）应用成果。在解决中国面对的挑战与机遇中，、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成系列的、有权威性的深度分析报告，为重大战略的具体落实和预警、作出跟踪式的成功演绎和应对。

（4）应急成果。在国家面临急需解决的大事、急事和难事时，能及时提供“管用有效”的应急处置方案，保障实时的政策供给。

只要有层次、有分工、有重点地规划建设国家级高端，积极整合已有的战略资源、人力资源和设备资源，在全新运行机制下，中国可望在未来5年中，站在世界研究前沿，担当起目前我国深化改革的繁重任务，真正将高端打造成“出思想”“出政策”的国家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