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有电视台推出一档《大揭秘——民国绑架案系列》的视频节目，其中《张元济被绑记》专题，是根据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所述铺陈演义而成。但主持人故弄玄虚，煞有介事的样子着实不敢恭维，而添油加醋处又不免错讹。1927年的张元济被绑票一案，确确实实是民国书业颇值得一说的精彩故事。这里我们还是主要依据张树年的记载，走近历史现场，还原公案真相，感受大家风范。
突遭绑架和盗窟来信
大约在1912年前后，张元济用多年的积蓄在上海的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买了一块两亩半的土地，并在1913年花了约整整一年时间建造了自己的新居。这条极司非而路是英租界当局于1897年9月决定将租界范围向西扩建的“越界筑路”，东起静安寺，西至曹家渡。张家是请一家英国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房子为一幢三开间两层楼的洋房，三层是尖顶的阁楼。房屋用清一色的青砖建造，门窗用墨绿色油漆，很有特色。张树年在书中专门有一章介绍“极斯非而路新居”，内容包括“从营建到迁居”、“静安寺路见闻”、“新居环境”、“新居花园”、“室内陈设”、“聘请家庭教师”等等。大约到1923年，张元济又添购了四亩地，用以扩建花园。这样，占地六亩半，洋楼，不小的花园，还雇有佣人，说是“豪宅”其实不过分的。之所以介绍甚详，是因为电视片，还有些文章，把张元济及其家庭说得生活如何窘迫，几近贫寒。那是不真实的。但张元济除了房子、花园等，加上喜欢购买、收藏善本古籍，又的确没有多少钱财，特别是现金。这也是事实。
张元济
1927年10月17日晚，一辆汽车开到极司非而路的张元济府邸。车上下来五个人，到张宅叫门。佣人刚开门，那伙人就一拥而进，先把开门者用手枪顶着押往门房里，接着快步冲过花园，持枪冲上楼梯。这时，张元济正和家人在二楼吃饭；刚想起身问话，一个绑匪已用手枪顶住了桌子旁的张元济的侄子张树源。绑匪见屋里只有张树源比较年轻，就先控制住了他。有个看上去像头目的人指着张元济，说：“不是那一个！是这一个！”于是，几个绑匪不由分说架起张元济就走了。一时间，家里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呆了！
一时间，张宅一片混乱。待稍微安定，张树源赶紧先向租界巡捕房报警，随后又告诉了商务的几位同仁。10月19日，有商务“参谋长”之称的高梦旦匆匆赶到张家，对张元济的夫人说，他收到了昨天张元济写的信，绑匪开价20万元，让大家快想办法。信封上的邮戳表明是在近郊的南翔。来信内容如下：
以弟资格，竟充票友，可异之至。此间相待颇优，请转告家人放心。惟须严守秘密。票价二十万元，殊出意外。以弟所有家产，住房道契，非弟签字，不能抵款。商务股票兄所深知，际此时局，售固不能，押亦不易。但弟既到此间，不能不竭力设法。请兄为我帮忙，并转告内子向亲友借贷，愈速愈妙。再此事切不可宣扬于外，如已报捕房，即速设法销案，告知系由自己商妥了结。
夜寐不宁，口占数绝，写成两首：
（其一）名园丝竹竞豪哀，聊遣闲情顾曲来。逐队居然充票友，倘能袍笏共登台。
（其二）岂少白裘兼社厦，其如生计遇艰难。笑余粗免饥寒辈，也作钱神一例看。
据张元济后来复汤尔和的信，绑匪起初开价不止20万，“先索三十万，指商务为余一人私产，并称去岁嫁女奁资值三十万”。显然，绑匪没有把信息搞准，以为张元济是商务董事长，就必定是个大资本家。张元济当即大笑，请他们派人调查。这样，赎票价才减到20万。但对张家来说，20万也是很大的数字，无论如何也难以筹措的。
营救谈判
在高梦旦收到张信前后，张家也接到绑匪打来的两次勒索电话，但没有告知地点，弄得一家人坐卧不宁。其实，这两天绑匪也在等消息。经过调查，他们发现这个张董事长确实不是大老板，油水不大，便对张元济说：“实出误会，惟事已如此，总望酌量补助……”意思很清楚，你多少得出点血。
高梦旦
张元济被绑架的消息，首先是一些小报捅了出来，后来各大报，连日本报纸也进行了报道。亲友们纷纷给张家去电，询问详情。张妻拿出股票、首饰，勉强凑了5000元。商务印书馆同仁也纷纷想办法营救。据说，馆里有位叫张世鎏的编辑，平时交游甚广，三教九流都有接触。听闻张元济之事，挺身而出，主动表示愿意独闯匪窟，营救人质，后来被大家劝住。
绑匪又来电话，约张家人到爵禄饭店谈判，商议赎票价格。谈判正是张世鎏陪同张树源前去的。爵禄饭店在西藏路福州路转角处，上海本地人都知道这里是黑恶势力的盘踞之所。绑匪选中此处谈判，看来是有用意的。出面谈判的绑匪一个姓叶，一个姓李。他们把赎金减到15万元。这个数字，张家无论如何也承担不了。这样的秘密谈判继续了好几次，尽管绑匪把“票价”一降再降，协议还是无法达成。
到了第四天，也就是10月21日，张元济写信给侄子，告知劫持者已答应把“票价”减至二万元，让家中快想办法。当日，叶姓头目又约张树源到爵禄饭店见面。树源交去5000元，仍通不过。第五天（10月22日）张树源写了复信，通过绑匪带给张元济。信中说，要筹到两万元实在非常困难，“婶母等万分焦急，无如走投无路”。又说：“自昨日与叶、李两君一度接洽之后，知五千元尚不足以酬诸位之盛意。故又四出设法。但征之前数日之成绩所得仅五千元，假使复有成就，为数必极有限。惟有仍恳部中（指绑匪组织）诸位，格外原谅，俟侄与叶君晤面，当再泣求其代为疏通。”这信是写给张元济的，话当然也是说给绑匪听的。与此同时，张树源又四处奔走，在亲友处借贷到5000元，送到绑匪手中。大概他们知道确实榨不出更多油水，便在第六天（10月23日）晚上，用汽车把张元济送回了家。
张元济的匪穴六昼夜
回头我们来看看张元济与绑匪“朝夕相处”的日子。从后来的回忆和所写《盗窟十诗》中可以得知，张元济被绑架后的六昼夜还算不上特别糟糕。那天，绑匪把他架出大门，推进车里，给他蒙上眼睛，捆上双手；随后汽车驶向郊外。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张元济并没有很慌张，只感到汽车七拐八弯，行驶了好久后才停了一下。他被带进一间破旧的农家小屋，蒙眼的黑布也取了下来。环顾四周，只见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墙边是唯一的一张破床。屋子里有三四个持枪的汉子。劫匪头子让手下解开了捆住张元济的绳子，匆匆走了，留下三个看守。看守们对这位被劫持的老者还算十分“优待”；抱来被子，把唯一的床让给他休息。而匪徒自己则和衣躺在地上。
张树年后来听父亲讲过当时的两个细节。一是张元济里面穿的绒线衣竟然有破洞，为看守们所惊讶。他们没想到心目中的财神爷居然还穿着破衣服。二是看守中一名年纪稍大者，常常咳嗽。张元济劝他去看医生，还为他开了一张治疗咳嗽的方子。那绑匪感动得掉下了眼泪。在张元济看来，这些绑匪并非天生的坏人，只不过是被生计所迫的穷人。他脱险后在《东方杂志》曾发表过《谈绑匪有感》，里面写道：“国家管着教育，为什么使他们得不到一些知能？国家管着工商、路矿、农林，为什么使他们找不到一些职业？蝼蚁尚且贪生，狗急自然跳墙。人们饥寒到要死，铤而走险，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却也可怜。”
张元济万航渡路故居
正因为社会不公、贫富悬殊，这些穷民才饥寒起盗心，以致绑案不断。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就在张元济被绑的当日，盐业银行经理倪远甫也被绑架；第二天，宁波巨绅薛顺生又遭绑票；连刚上任的上海特别市土地局长朱炎之，也未能幸免。对此乱象，租界当局也一筹莫展。张元济愿意自己“妥商了结”，实为聪明之举。
张元济在匪窟六日，写下了十首七言绝句。脱险后他把这些诗请商务印书馆排版印出，分赠亲友，以示谢意。这些诗不仅描述了盗窟的环境，其间的生活景象，也生动地反映了张元济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幽默达观的良好心态。这里，我们抄录首尾两首，与读者诸君分享。
（其一）数椽矮屋称幽居，布被绳床体自舒。还我儒酸真面目，安然一觉梦矇矇。
（其十）一之为甚何堪再，闻自此中人语云。我是塞翁今失马，评量祸福尚难分。
可见，张元济对被绑架之事处之泰然，精神并未受到太大刺激。他回家后，胡适专门致函慰问，并赋诗一首相赠。张元济则依韵和胡诗道：“世事遭逢未足奇，本来无喜亦无悲。为富六日清闲甚，此是闲中学赋诗。”
脱险之后，张元济马上投入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中。回家十天之后，又与瞿启甲商谈借印铁琴铜剑楼藏书，并亲自起草了合同的文稿，为商务印书馆日后出版《四部丛刊》的续编做好了必要准备。
参考文献
1. 张树年著：《我的父亲张元济》，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 张人凤、柳和诚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简介
范军 1961年生，湖北荆门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董事长，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编辑学会副会长。
长期致力于出版文化与产业、出版史、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和教学；、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出版文化散论》、《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78—2009）》、《中国古代诗歌编辑专题研究》、《中国出版文化史论稿》、《中国现代书业广告二十家》、《岁月书痕》、《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合著）等；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研究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奖励，并有30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曾入选第五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首届湖北出版政府奖（人物类）、，并获中国大学出版社首届高校出版人物奖。
出版六家
六个出版人的小家
出版六家公众号的所有内容，均为原创。
未经许可，请勿使用。
欢迎合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