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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东乡话

曹益君 2021-02-19 08:26:37

老家四团,位于奉贤东部边陲,从地形上看,奉贤地貌像一条鱼,东西长,南北短,所以人们习惯性地把奉贤分为东乡与西乡。当然两地在风俗习惯、日常用语、以及语音风貌等方面有着很大不同。

早先求学时代,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一直在东乡生活,因此东乡话已是在身上烙上深深印记。之后读师范,当老师,一路从平安出发,到了三座桥:分别是邬桥、南桥、钱桥,在那些地方教书育人。其间的工作变动,我的东乡话有了变化,对东乡话的情感也随岁月流逝而有很大不同。

年轻求学时期,周边同学朋友等都是东乡人,自己的东乡话很是地道,讲起来熟门熟路。不过说着说着,感觉东乡话不太好:讲起来喉咙粗、嗓音也大,说得不好听一点简直有点粗,因为“操”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实在高。在词汇运用上,也觉得东乡话很土,譬如说“潜泳”,西乡人讲“钻水夜猫”,东乡人讲“打没头担”。又如说“努力”,西乡人讲“亡命”,东乡人讲“咬急口”。还有说“火柴”,西乡人讲“自来火”,东乡人讲“洋自擦”。说“啊(惊讶)”,西乡人讲“窝育”,东乡人讲“阿毛”。所以总体感觉西乡话更接近书面语,而东乡话则比较令人费解。

记得那时生产队里有一跑供销的男人,娶了一位西乡女子,瞬间被这位新娘子的吴语软语所吸引。平日里她说话细声细气,形象温文尔雅、楚楚动人,也从没看到她生气红脸粗脖子时候。之后上师范读书,班上东乡、西乡同学各有一半,于是时不时倾听西乡同学的说话,当然也有模仿的,对东乡话的情感疏远又进了一步。

工作几年后,不久自己便成了西乡人的女婿,并且工作也来到奉贤的“西伯利亚”。当时在那里东乡人绝对是属于少数人群,于是上班之余,日常生活交流,尽可能说西乡话,我的东乡话也渐渐被淹没了。那时讲的最多用语是“实侬”(你),“实伊”(他),“伊拉”(他们),“纳”(我们),“奴”(我),“捏芒”(瞎弄)等。刚开始学说西乡话时有点别扭,毕竟我的东乡话语势强硬,说起来拐不过弯来,心中有点虚,时常揣摩,不敢放声。待看到别人愉悦接受的表情,我说起来也大胆多了。时间一长,似乎自己也是个地道的西乡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西乡话了。

不过我的东乡话,并没有因学了西乡话而彻底消失。有一年在邬桥中学开初三毕业班学生家长会。会后与家长的个别交流,我用本地西乡话。一开始,他们听不出什么,以为我是土生土长的西乡人,但说得时间一长,有位家长笑着说:“曹老师不是东乡人吧?”我点点头。他又笑着说:“最起码是奉城东面的”。我十分惊讶,问他怎么知道,他说能感觉,但说不清楚。

事后我想,这“说不清楚”或许就是我的东乡话神韵犹在,乡音难改。确实“乡音无改鬓毛衰”,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中也不无感慨。也许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说着西乡方言,但是改变的只是一些词汇,语气等外相,但东乡话的根子已深入血液,其说话的硬气还是变不了的。

后来到了南桥工作,同事间还是西乡人多,东乡人依旧是少数人群。不过经济的提速,南桥新城快速发展,有很多东乡人也买房到南桥,这样东西两地人交流也成了必然。于是我的东乡话渐渐复苏了,可能见了东乡人我讲东乡话,见了西乡人讲西乡话,也算是入乡随俗。特别是到了奉贤中部,钱桥工作之后,我讲东乡话机会更多了,当然限于同事之间。

近来年岁上去,听到东乡话,说起东乡话,觉得格外亲切。

有一次回老家在车站那里,听到几位老人讲着纯正的东乡话,我感动得眼睛有点湿润。以至于后来每次到四团中学为初三本地生讲学,结束前我总要讲几句东乡话。这样讲着心里舒坦,这样讲着心里开心。最近阶段,那些老家一起长大的,小学初中同学,大家时常聚会。此时讲起东乡话来,真是如鱼得水,滑脱了不得了。感觉说东乡话中气十足,豪情迸发。

     想想上海本来就是个移民城市,奉贤东乡更是如此。宋代以前钦公塘外面还是一片汪洋大海,所以东乡人大多是中国历次社会动荡时,从北方移民而来的。这从东乡话的“爷叔”(阿叔),“胶菜”(白菜)等词语可以看出。所以东乡话的硬、直、爽,是可以追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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