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四团，位于奉贤东部边陲，从地形上看，奉贤地貌像一条鱼，东西长，南北短，所以人们习惯性地把奉贤分为东乡与西乡。当然两地在风俗习惯、日常用语、以及语音风貌等方面有着很大不同。
早先求学时代，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一直在东乡生活，因此东乡话已是在身上烙上深深印记。之后读师范，当老师，一路从平安出发，到了三座桥：分别是邬桥、南桥、钱桥，在那些地方教书育人。其间的工作变动，我的东乡话有了变化，对东乡话的情感也随岁月流逝而有很大不同。
年轻求学时期，周边同学朋友等都是东乡人，自己的东乡话很是地道，讲起来熟门熟路。不过说着说着，感觉东乡话不太好：讲起来喉咙粗、嗓音也大，说得不好听一点简直有点粗，因为“操”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实在高。在词汇运用上，也觉得东乡话很土，譬如说“潜泳”，西乡人讲“钻水夜猫”，东乡人讲“打没头担”。又如说“努力”，西乡人讲“亡命”，东乡人讲“咬急口”。还有说“火柴”，西乡人讲“自来火”，东乡人讲“洋自擦”。说“啊（惊讶）”，西乡人讲“窝育”，东乡人讲“阿毛”。所以总体感觉西乡话更接近书面语，而东乡话则比较令人费解。
记得那时生产队里有一跑供销的男人，娶了一位西乡女子，瞬间被这位新娘子的吴语软语所吸引。平日里她说话细声细气，形象温文尔雅、楚楚动人，也从没看到她生气红脸粗脖子时候。之后上师范读书，班上东乡、西乡同学各有一半，于是时不时倾听西乡同学的说话，当然也有模仿的，对东乡话的情感疏远又进了一步。
工作几年后，不久自己便成了西乡人的女婿，并且工作也来到奉贤的“西伯利亚”。当时在那里东乡人绝对是属于少数人群，于是上班之余，日常生活交流，尽可能说西乡话，我的东乡话也渐渐被淹没了。那时讲的最多用语是“实侬”（你），“实伊”（他），“伊拉”（他们），“纳”（我们），“奴”（我），“捏芒”（瞎弄）等。刚开始学说西乡话时有点别扭，毕竟我的东乡话语势强硬，说起来拐不过弯来，心中有点虚，时常揣摩，不敢放声。待看到别人愉悦接受的表情，我说起来也大胆多了。时间一长，似乎自己也是个地道的西乡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西乡话了。
不过我的东乡话，并没有因学了西乡话而彻底消失。有一年在邬桥中学开初三毕业班学生家长会。会后与家长的个别交流，我用本地西乡话。一开始，他们听不出什么，以为我是土生土长的西乡人，但说得时间一长，有位家长笑着说：“曹老师不是东乡人吧？”我点点头。他又笑着说：“最起码是奉城东面的”。我十分惊讶，问他怎么知道，他说能感觉，但说不清楚。
事后我想，这“说不清楚”或许就是我的东乡话神韵犹在，乡音难改。确实“乡音无改鬓毛衰”，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中也不无感慨。也许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说着西乡方言，但是改变的只是一些词汇，语气等外相，但东乡话的根子已深入血液，其说话的硬气还是变不了的。
后来到了南桥工作，同事间还是西乡人多，东乡人依旧是少数人群。不过经济的提速，南桥新城快速发展，有很多东乡人也买房到南桥，这样东西两地人交流也成了必然。于是我的东乡话渐渐复苏了，可能见了东乡人我讲东乡话，见了西乡人讲西乡话，也算是入乡随俗。特别是到了奉贤中部，钱桥工作之后，我讲东乡话机会更多了，当然限于同事之间。
近来年岁上去，听到东乡话，说起东乡话，觉得格外亲切。
有一次回老家在车站那里，听到几位老人讲着纯正的东乡话，我感动得眼睛有点湿润。以至于后来每次到四团中学为初三本地生讲学，结束前我总要讲几句东乡话。这样讲着心里舒坦，这样讲着心里开心。最近阶段，那些老家一起长大的，小学初中同学，大家时常聚会。此时讲起东乡话来，真是如鱼得水，滑脱了不得了。感觉说东乡话中气十足，豪情迸发。
想想上海本来就是个移民城市，奉贤东乡更是如此。宋代以前钦公塘外面还是一片汪洋大海，，从北方移民而来的。这从东乡话的“爷叔”（阿叔），“胶菜”（白菜）等词语可以看出。所以东乡话的硬、直、爽，是可以追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