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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杀人凶手的简要生平”

2023-05-10 14:56:27

“一个杀人凶手的简要生平”

卢克·费雷特 /文

田延 /译

1985年3月，《世界报》（Le Monde）上登出了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顺带提及了对公共名人——比如，阿尔都塞自己——谋杀案的“刺激的”审判，紧接着，阿尔都塞决定围绕埃莱娜的谋杀事件写出自己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如果他要受审的话，这便能充当他的法庭供词。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打算写“……自传之类的东西，［自己］来解释这场悲剧，以及警察局、司法部门和医院对它的‘处理’，当然还有它发生的根源”[1]（FLLT：3）。他的朋友让皮埃尔·勒菲弗尔（Jean-Pierre Lefèbvre）回忆说，为了提醒人们自己还活着，阿尔都塞曾就公开表态这件事征求过他的意见。作为一种忏悔，勒菲弗尔建议阿尔都塞从一些微小的工作开始，比如翻译，但是勒菲弗尔得到的回应却是，这是个“他不想听到的意见：他当时处于一种狂躁状态”（Fox 1992：4）。在1985年3月末到5月初的这几个星期内——这是阿尔都塞的高产期之一，高产是这些阶段的典型特征——阿尔都塞写了一部长篇自传《来日方长》，并曾考虑给它加上一个副标题——“一个杀人凶手的简要生平”。他本人收集或请他的朋友收集关于1838年刑法典第64条——阿尔都塞正是据此被宣告不适合申辩——的资料，以及与他的情况相关的国内外剪报，还有这段时期内他朋友们的日记中的解释。他还向他的医生和精神分析师询问自己接受过的各种治疗。根据这些信息，他写下了这本书，并在其首页把它描述为对谋杀妻子的控告“本该被迫作出的答辩”[2]（FLLT：13）。他说，在“沉默的墓碑”下，埋藏着那些被宣布不适合进行辩护的人，他想通过自己对事件的解释举起这个重负，而这是其他任何人都被公开允许做的。他写道：

我还是决定公开解释自己的行为。……我这么做，首先是为了我的朋友们，如果可能的话，也是为了我自己：为了稍稍掀起压在我身上的这块沉重的墓碑。……是的，为了解放自己，尽管我极其严重的病情［已使我处在］那样的状况。[3]

（FLLT：27）

但是，阿尔都塞并没有出版这本书。其编者写道：“我们还知道他曾经多次当着几位出版商的面提到有这份手稿，同时向他们表示希望看到它出版，”另一方面，“一切都表明，路易·阿尔都塞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不使这份手稿‘流传’，这与他通常对待自己文本的习惯做法刚好相反”[4]（FLLT：4）。阿尔都塞死后，《来日方长》在得到了他的侄子和继承人的同意之后于1992年出版了，尽管这违背了包括马舍雷在内的——他认为这本书是“由谎言与半真半假的事实组织起来的”——他的一些密友的意愿（Fox 1992：4）。但这本书很快就变成了畅销书。

阿尔都塞写道，这本书“不是日记，不是我的回忆录，也不是自传”。相反，他写道，“我只是想记录一些易于激发的情感所造成的冲击，正是这种冲击给我的存在打上了印记”[5]（FLLT：29）。在这个解释的过程中，阿尔都塞对他的某些哲学立场作了心理学的解释。但是他恰当地指出，这种分析对那些立场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影响：

但愿人们不要在这一类分析中寻找关于任何哲学的客观意义的最后定论。因为，不论每个哲学家的有意识的甚或无意识的内在动机如何，他写出的哲学就是客观的现实，完全成为现实的东西；这样的哲学对世界有无影响，也是客观的后果。[6]

(FLLT:175)

然而，阿尔都塞给出的对他靠近并形成确定的哲学立场的主观原因的解释，对于理解这些立场的起源来说是很有趣的。他写道，“其实，在一种特别纯粹和完美、也就是抽象和苦行的形式下，肯定有我所谓的‘我母亲的欲望’的实现”[7]（FLLT：169）。在他对自己孩童时代的成长叙述中，他反复强调了他母亲对“纯洁”、对精神关系而非肉体关系的欲望。他认为，这种关系是他母亲与她的未婚夫路易·阿尔都塞所拥有的那种关系，它发生在路易在1917年的凡尔登战役中牺牲之前。——“这样就使他们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刻。两个人都很文静、纯洁——尤其是纯洁，都生活在思辨的、有着高尚远景的世界里，都把身体这种危险的‘东西’看得无足轻重”[8]（FLLT：36）。在路易牺牲之后，他的哥哥夏尔——即阿尔都塞的父亲——顶替路易跟阿尔都塞的母亲结婚，阿尔都塞告诉我们，在他的名字“路易”里面，他经常听到“他”[9]（lui）的名字，也就是他母亲真正爱恋的、死去的路易。因此，他认识到他母亲的欲望是更加精神化的，她思念的只是一个作为记忆存在着的精神恋人。阿尔都塞写道：“毫无疑问”，这是为了实现他母亲的欲望，——去“引诱”她，就像他所强调的——即在精英化的知识机构中成为一名哲学家，而且首先是“一堆抽象的、似乎非人格但又热衷于自我的哲学著作的作者”[10]（FLLT：170）。我们很难看到阿尔都塞的作品是如何“热衷于自我的”。大概他的意思是指，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这一点会带来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中尚未存在的人类生活。他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很显然是“抽象的，非人格的”。根据《来日方长》，他的著作的这种基本特征不仅在逻辑上源于对马克思的阅读，源于一种马克思使之成为可能的科学的历史分析，而且在心理学上还源于他自己童年的一种成长动力。

阿尔都塞告诉我们，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谈论他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他声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他的吸引，有精神上的原因，。他不仅强调了他母亲对于精神关系的欲望——他把这种欲望体验为对自己肉体存在的一道禁令——还强调了某些事件和某些时期，他在这些事件和时期中摆脱了这道禁令。这尤其体现在他与祖父的关系中，体现在他与祖父在位于法国中部的莫尔旺乡下度过的那段时间里。在那里度过的一年中，他在当地的学校中甚至是以他祖父的名字，皮埃尔·贝尔热，而为人们知晓的，因为他自己的名字太难用当地方言发音了。他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阿尔都塞写道：“这个令人亢奋的时期，就是我终于承认、也终于让人承认身体的存在的时期，这时我的身体的一切实际的潜在性都真正地属于我自己了”[11]（FLLT：213）。他还把获得身体技能——比如说踢足球、说其他语言等——归结于身体存在的这种愉悦感。当他遇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阿尔都塞写道，后者是作为一种理论和身体实践把他吸引住的。就他的精神发展而言，它代表了一种体系，在其中他能够实现自己的身体存在的欲望，同时战胜他母亲的欲望中对这种存在的禁令。他写道：

我在“遇到”马克思主义时，正是通过我的身体对它表示赞同的。这不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对一切“思辨的”错觉的彻底批判，也是因为它使我不仅通过批判一切思辨的错觉，体验到与赤裸裸的现实的真实关系，而且从此以后还能在思想本身中同样体验到这种肉体的关系（通过接触，但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的或其他的物质材料进行加工的劳动而建立的关系）。我在马克思主义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发现了把主动、勤劳的身体摆在被动、思辨的意识之上的优先地位来考虑的思想，我把这种关系就视为唯物主义本身。[12]

(FLLT:214)

他开始反思到，，它还在理论层面上代表着他最为“深刻而持久的欲望”的实现：即身体上的生存。

注释

[1]引自：《来日方长》中译本，蔡鸿滨译，陈越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7页。——译者注

[2]同上，第19页。——译者注

[3]同上，第32页。——译者注

[4]同上，第9页。——译者注

[5]同上，第34页。——译者注

[6]同上，第185页。——译者注

[7]同上，第179页。——译者注

[8]同上，第41页。——译者注

[9]人名路易（Louis）中的三个字母组成的代词，意为“他（她、它）”。——译者注